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参加各类残疾人体育运动会奖励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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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推进节水农业发展的意见

农农发〔201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机、农垦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我国水资源严重紧缺，农业用水矛盾日渐凸显。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防灾减灾，实现农业稳产增产，必须大力发展节水农业。为贯彻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的指示精神，加快推进节水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特制定本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节水农业的重大意义
　　农业以土而立、以肥而兴、以水而旺。水是最短缺的农业重要资源之一，也是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各级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节水农业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加快推进节水农业发展。
　　（一）农业用水资源紧缺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水资源总量仅占世界的6%，人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农业用水量约3600亿立方米，用水比重从1997年的69.7%下降到当前的61.3%左右，减少了200亿立方米。随着人口增长，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用水矛盾进一步加大，保障农业灌溉用水的难度不断增加。目前，全国农田灌溉面积9.05亿亩，灌溉用水缺口300多亿立方米。根据国家水资源发展规划，未来15年农业可用水量将维持零增长，农业缺水形势日益严峻。
　　（二）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越来越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旱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重，干旱缺水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越来越大，旱情已成为影响粮食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常态，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近10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旱灾发生面积4亿亩左右，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两倍以上，平均每年成灾面积2亿多亩，因旱损失粮食600亿斤以上。因此，必须把发展节水农业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探索一条合理用水、高效节水的水资源利用途径。
　　（三）发展节水农业的潜力越来越显现。目前，在全国9.05亿亩灌溉面积中，工程设施节水面积仅占44.3%；在23亿亩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农艺节水面积仅占17.4%。我国农业用水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据有关专家测算，通过推广农田节水技术，在灌区小麦和水稻生产上具有节水360亿立方米的潜力，相当于新增灌溉面积8200万亩，按每亩增产300斤粮食计算，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46亿斤。在旱作区提高自然降水利用率，具有260亿立方米的潜力。同时，通过推广农田节水技术，将灌溉水的粮食生产效率提高0.1公斤/立方米，旱作区每毫米降水的粮食生产效率提高0.1公斤/亩，可增加粮食生产能力1000亿斤以上，相当于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产量目标。
　　（四）发展节水农业的政策越来越有力。党中央高度重视节水农业工作，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推进节水农业发展。面对前年西南大旱，安排3亿元用于地膜覆盖技术推广，去年又安排5亿元用于西北地膜覆盖。各地积极响应，整合资源，加大投入，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全社会投入节水农业的资金高达50亿元以上。节水农业发展形势越来越好、氛围越来越浓、政策越来越有力，全膜覆盖、膜下滴灌等农业节水技术模式日益成熟，为谋划大项目、建设大示范区、大面积推广应用节水农业新技术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二、准确把握发展节水农业的指导思想与目标任务
　　各级农业部门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理清发展节水农业的工作思路，明确目标任务，突出区域特点，加快推进发展。
　　（五）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牢固树立“节水增产、节水增效”的理念，针对作物需水规律和农业水资源利用特点，综合运用工程、农艺、生物、管理等措施，加快技术集成，以示范区建设为平台，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示范推广节水农业技术；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投资机制，大幅增加农田节水资金投入；进一步强化职能和手段建设，建立和完善全国土壤墒情监测网络体系，建立和完善基层节水农业推广服务体系。逐步形成节水农业政策体系、技术体系和工作体系，加强分类指导，提高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水分生产效率，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六）发展目标。按照优化布局、整体推进的原则，“十二五”期间，结合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创建，全国建设100个有特色、成规模的节水农业核心示范区，新增节水农业技术示范推广面积1亿亩，灌溉水和自然降水生产效率提高10%。通过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实现“一个促进、两个缓解、三个提高”的总体目标，即：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缓解农业生产缺水矛盾，缓解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提高水分生产力，提高农业抗旱减灾能力，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七）基本原则。立足田间，综合配套。节水农业的关键环节在田间，抓住农田节水就抓住了节水农业的根本。加强工程、设备、农艺、生物、化学和管理等措施在田间的集成应用，建立“蓄-集-保-节-用”综合节水技术体系。突出重点，展示示范。突出节水农业的重点区域、主推模式、主导作物和关键技术，强化集成组装、展示示范和辐射带动，力求产生规模效应，逐步形成效益明显、各具特色的节水农业发展新格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水资源状况、作物布局和耕作制度等，因地制宜制定节水农业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按照耕地土壤类型、气候特点、作物需水规律等，加强分类指导和科学管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充分发挥政府在发展节水农业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统筹多项资源，发挥项目资金综合效应。鼓励企业、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形成多层次、多渠道推进节水农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因地制宜确定区域主推技术模式
　　发展节水农业要集成关键技术，明确主推模式，实现重点突破。
　　（八）“三北”地区技术模式。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资源性缺水严重，降水量少，蒸发量大，干旱缺水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年际间产量因旱波动较大。这些地区主要通过推广应用节水农业技术，积极发展玉米、马铃薯、棉花等大宗作物。在没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坚持蓄水和保墒并举，通过保护性耕作、深松耕、土壤改良，营造土壤水库，提高蓄水保水能力；合理开发抗旱小型水源，推广抗旱坐水种，科学应用抗旱剂、保水剂，解决春季抗旱保苗问题；大力推广地膜、秸秆覆盖技术，实现集雨保墒；在有灌溉条件的地区，大力发展膜下滴灌、微灌、喷灌、集雨补灌、水肥一体化、旱作节水机械化等高效节水技术。
　　（九）黄淮海小麦主产区技术模式。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缺水与浪费并存，大水漫灌较为普遍，地下水严重超采，用水矛盾日益突出。重点是推广测墒节灌技术，改善灌溉制度，优化输水、灌水方式。通过开展土壤墒情监测，科学制定灌水方案，重点推广应用“小白龙”输水、“小地龙”喷灌、长畦改短畦等技术模式。围绕水果、蔬菜等园艺作物生产，大力推广微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适宜地区，实施保护性耕作，采取深松镇压、划锄、覆盖等保墒措施，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
　　（十）南方地区技术模式。南方地区降水量充沛，但时空分布不均，且地形复杂，工程性缺水比较突出。近几年季节性干旱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干旱缺水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越来越大。季节性干旱地区重点是加强坡改梯以及田间集雨、灌排设施建设，增强蓄水调水能力，围绕玉米、马铃薯等作物，主推地膜覆盖、生物覆盖和集雨补灌等技术。在经济园艺作物上发展以现代微喷灌、水肥一体化为核心的高效节水技术。在水田推广水稻浅湿薄晒灌溉、控制灌溉等技术，促进水肥耦合。
　　四、切实做好节水农业重点工作
　　“十二五”期间，各级农业部门要立足现有基础，从设施建设、技术推广、合理种植和科学抗旱等方面推进节水农业发展。
　　（十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抓住国家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有利时机，整合资源，加强田间节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改善农田水源保障条件，配套田间节水基础设施，形成蓄、保、集、节、用一体化的节水农业新格局。与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田间工程、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工程和旱作农业科技推广等项目组织实施相结合，加强田间节水微工程和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农田蓄水保墒能力。与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相结合，全面提升农田抗灾减灾和耕地持续增产能力。
　　（十二）加快技术示范推广。深入开展节水农业示范活动，建立示范展示平台。充分利用粮棉油糖高产创建和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等平台，针对不同地区的生产条件、资源特点和耕作制度，突出优势农作物，强化农田节水示范区建设，集成示范一批新的简便实用节水技术模式，开展节水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狠抓技术试验示范，做到县县有示范、村村有样板，不断扩大示范规模。加强示范主体的培育，重点扶持、服务和指导粮食生产大户、科技示范户和专业合作社，树立样板，带动周边农户，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十三）推行适应性种植方式。针对不同区域水资源状况，统筹规划，因水布局，合理安排农作物种植结构，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调整优化种植作物和品种结构，充分利用自然降雨，使作物生长需水期与雨季同步，变被动抗旱为主动避旱。培育、推广高产耐旱品种，改进耕作栽培制度，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实现节水增产和节水增效目标。
　　（十四）做好科学抗旱减灾。统筹规划，未雨绸缪，研究制定抗旱减灾应急预案，积极做好抗旱技术、物资和工作组织、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准备，提高应对旱灾的能力。建立健全土壤墒情监测网络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监测方法，提高墒情监测时效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及时为农业生产和抗旱减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五、不断强化发展节水农业的保障措施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节水农业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履行“运用工程设施、农艺、农机、生物等措施发展节水农业”的职责，发展壮大专业人员队伍，推进节水农业制度建设，为加快节水农业发展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
　　（十六）加大投入力度。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合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投入机制。充分利用好农田水利建设、旱作节水、地膜覆盖、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工程、旱作农业科技推广财政专项和保护性耕作等项目资金，积极引导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大对节水农业的投入力度，加强田间节水工程和配套设施建设，提高节水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
　　（十七）强化基础支撑。加强节水农业技术体系建设，改善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能力。编制“十二五”节水农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区域布局和主推模式，科学指导节水农业发展。强化教学、科研和推广的对接，加快现代高新技术的应用，研发推广简便易行、经济实用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发展节水农业提供科技支撑。积极借鉴国外节水农业技术、经验和管理方式，结合生产实际，指导节水农业发展。
　　（十八）广泛宣传培训。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媒体开展节水农业宣传，争取领导重视和部门支持，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节水农业发展的良好氛围。通过科技下乡、示范观摩、印发资料和现场培训等方式，宣传普及节水农业技术，提高农民节水意识，促进节水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附件：农农发〔2012〕1号.CEB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ZZYGLS/201202/P020120210354300837730.ceb

　　　　　　　　　　　　　　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分离
　　　　　　　　　　　　中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另一种思路

　　　　　　　　　　　　　　　陈瑞华 北京大学

　　关键词: 定罪 量刑 分离 程序
　　内容提要: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审判的中心问题，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只有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开来，才能解决刑事辩护不充分的问题。只有构建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控辨双方才可以真正有效地参与量刑的决策过程，并通过行使诉权来制约裁判权，也可以适度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一、引言

　 迄今为止，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英美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二是大陆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在前一模式中，刑事审判分为“定罪裁断”与“量刑听证”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要受到证据规则的严格约束，事实裁判者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盘问，要对被告人是否构成起诉罪名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裁断。[1]被告人一旦被确认为有罪的，法官会就量刑问题举行专门的听证会，由缓刑机构或社会工作者当庭发表“量刑前调查报告”，听取检察官、被告方甚至被害方的量刑意见，然后作出量刑裁决。而在大陆法的一体化模式中，刑事法庭经过完整的法庭审判，既要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要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作出裁决。与英美模式相比，大陆模式确定由同一审判组织，经过同一审判程序，适用同一程序和证据规则，同时解决定罪和定罪后的量刑问题。[2]

　 中国1996年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对抗式诉讼制度的要素，冲淡了原来的超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确立了所谓的“抗辩式”或“辩论式”审判程序，[3]但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仍然维持了与大陆法国家相似的固有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对犯罪人的量刑不是法庭审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裁判者没有将量刑问题纳入法庭调查的对象，而最多在法庭辩论阶段将其视为附带于定罪的问题；无论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还是被害方和辩护方，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情节、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进行有针对性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主要是由法官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的秘密方式来完成的。

　 近年来，中国法院在量刑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公诉方与辩护方都只是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法庭质证和辩论，法庭根本不给予双方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由此导致在这些案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辩护不充分的问题。[4]而在那些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仍然围绕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调查证据和组织辩论，对于案件的量刑基准以及各类量刑情节则缺乏必要的调查和辩论。法院判决书对量刑的理由很少给出充分的说明，这势必导致被告人、辩护人经常难以认同法院在量刑上的裁判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往往只关心定罪问题，而对于量刑问题既不发表意见，也不提出专门的证据和事实，而任由法官在法庭之外对量刑问题做出裁断。但是，法院对于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都适用缓刑，尤其是对那些国家公职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案件，法院适用缓刑的比例更是高达85％以上。而对于这种裁判结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一般很少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检察官对于法院的量刑裁断权提出异议，要求检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加强对法院量刑问题“法律监督”的声音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过于重视定罪问题的法庭审理程序根本无法给予被害人参与量刑决策过程的机会，法官通过阅卷和庭外调查等方式来审核量刑问题，使得被害人被排斥在量刑程序之外，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的影响。不少被害人对法院的量刑裁决都有不满之声，甚至为此走上申诉、上访之路。

　 考虑到被告人当庭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仅占很少的比例，控辩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很少就定罪问题发生争议，因此可以说中国刑事审判中的问题其实主要是量刑问题。而在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诉讼框架下，控辩双方都被排除在量刑的决策过程之外，被害人也难以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表达异议，法官在量刑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势必会普遍出现。近年来，基于对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之缺陷的认识，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对量刑程序做出一定的改革。例如，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开始探索“量刑建议”的改革，就量刑的种类和幅度向法院提出明确的意见，法院则就量刑问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辩论，并在裁判文书中就其量刑裁决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则根据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做出是否提起抗诉的决定。[5]又如，一些法院开始在法庭审理程序结束之后试行“缓刑听证”制度，给予控辩双方、被害方以及来自社区、学校和当事人家庭的各界人士参与听证的机会，并就是否适用缓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进行辩论。[6]再如，很多法院对少年案件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制度，法官、陪审员或者社会工作者就少年被告人事先进行社会调查，并在开庭时提交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对于被告人的出身、成长、社会关系、学校教育、平常表现、前科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证明，并就量刑问题进行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各方就最终的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法官在听取这些报告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量刑裁决。[7]可以说，中国法院在量刑程序问题上出现了自生自发的改革迹象。

　 最高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关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8]这显示出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的改革问题做出简要的讨论。笔者将对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做出反思性评论，然后提出将定罪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的主要理由，对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制度构建提出初步的设想。

　 二、定罪与量刑的一体化模式及其缺陷

　 尽管中国与大陆法国家在刑事审判制度上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定罪与量刑的关系上却采取了大体相似的程序模式。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对这种具体制度上的差异忽略不计，而通过与英美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的分离模式作比较，来总结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的特征，并对其做出初步的评价。

　 在英美刑事审判制度中，定罪裁判与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事实信息被明确区分开来。缓刑监督机构的量刑前调查制度，使得大量与定罪无关的证据材料和事实信息被系统地收集起来。作为一种受法官委托从事社会调查的机构，缓刑监督机构具有相对的中立性，它所提交的量刑前报告可以涵盖各种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信息。由于不受证据规则的限制，这些证据和信息只要有助于法官确定被告人罪行的性质、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人格及其再犯可能的，就都具有可采性。甚至就连被害人都有机会将自己及其家庭因犯罪所遭受的伤害后果陈述出来，并提交给法官作为量刑的信息来源。量刑听证制度的设计，不仅给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甚至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参与量刑裁决过程、影响法官量刑决定的机会，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官量刑决策的合理性。因为无论是缓刑官员提交的量刑前调查报告，被害人做出的影响陈述，还是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就量刑问题所提出的证据和意见，都使得法官从不同方面获得了与量刑有关的信息来源，各方的参与还使得量刑听证具有“量刑评估”的效果。相对于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单方面地依靠听审和阅卷来确定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的裁判方式，英美法官在量刑信息的取得上要更为完整和全面，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约束。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英美模式是完美无缺的。通常情况下，一种制度的优势有时从另一角度来看恰恰构成了它的劣势。定罪与量刑的分离，势必造成同一个案件要经历两次司法裁判过程，控辩双方也要前后两次出席法庭审理，参与法庭证据调查和辩论。这不仅会给法院带来不同程度的办案压力，导致诉讼成本投入的增加，影响诉讼的效率，而且还使控辩双方承受更大的讼累，投入更多的旨在应付诉讼活动的精力和财力。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还会带来诉讼结案期间的冗长拖沓，被告人长时间地接受定罪和量刑方面的裁判，也可能长时间地受到不适当的未决羁押。

　 相对而言，大陆法国家所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英美模式的缺陷。因为在这一模式下，定罪与量刑要由同一审判组织经由同一审判程序来形成裁判结论。法庭经过一次连续的审理过程，既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又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加以裁决。由于不实行英美法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职业法官与陪审员拥有完全相同的审判权。大陆法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中不存在较为严格的证据规则，那些旨在限制证据之相关性、合法性的规则也相对简单得多。再加上法官在开庭前要全面查阅案卷材料，法庭上又可依据职权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式，因此，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既显得十分流畅，又避免了冗长拖沓。在法庭审理结束后，法庭在所有裁判者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依次对罪责问题和量刑问题进行投票，产生裁判结论。这种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无疑是富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在定罪与量刑裁决形成之后，还会就其裁判结论充分地阐述理由，并在裁判文书中对这些理由作出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种详细阐明裁判理由的做法，无疑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构成一种有效的约束。

　 尽管如此，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在正当性和合理性上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英美学者看来，在同一审判程序中做出定罪和量刑两个决定，无疑会带来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除了列举证明有罪或者无罪所需的证据外，法庭还必须十分小心地收集其他量刑所需的证据。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本身也必须考虑证据、发问并在集中于证据、提问以及解决有罪与否问题所必须的主张的同时，就量刑进行辩论。”但是，由于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和主张经常发生矛盾，他们“经常不得不选择事先做出定罪决定还是先做出量刑决定”，这对辩护律师来说显得尤为艰难，因为“辩护律师很难既主张被告人无罪，同时又主张他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悔改”。不仅如此，由于定罪与量刑在同一程序中加以决定，“法官有义务将被告人先前的犯罪记录作为庭审中的证据”。[9]因此，无论是职业法官还是陪审员，都很难避免这些犯罪记录对于他们做出定罪裁决的影响。

　 无论是英美学者还是大陆学者，都指出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缺陷：一是容易削弱无罪推定的效力，造成被告人诉讼地位的降低；二是造成法官在量刑上拥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获得较为充分的事实信息，更无法在量刑裁决过程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前一方面，因为法庭在尚未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之前，即调查被告人的犯罪前科问题，这容易削弱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效果，也可能使陪审员产生被告人有罪的印象。同时，在被告人保持沉默、拒不认罪以及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难以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而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选择支持无罪辩护，则没有机会充分地发表从轻量刑意见；如果提出各种旨在说服法庭从轻量刑的辩护意见，则会出现辩护律师在一场审判中先后作无罪辩护与从轻量刑辩护的局面，使得无罪辩护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而从后一角度来看，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做出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信息与定罪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法庭几乎不可能对被告人的罪行展开全面的社会调查，包括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原因、成长经历、社会环境、被害人过错、家庭和教育情况等因素，不可能在法庭审理中受到认真关注。法庭也不可能对犯罪造成的各种后果给与全面的关注，诸如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身体伤害、精神创伤，犯罪给被害人家人所带来的各种损害，犯罪给社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难以成为法官的量刑信息资源；法庭更不可能对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未来的刑罚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法官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控辩双方也更多地关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所采取的刑罚是否足以遏制犯罪等刑罚效果层面上的问题，大陆法国家因缺乏类似英美缓刑监督机构那样的专业机构的参与，更没有可能就刑罚效果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和评估。于是，尽管控辩双方有机会提出量刑意见，但量刑总体上是法官在“评议室”内完成的裁判事项，量刑信息既没有经过充分的辩论和审查，也没有经过专业人员的社会调查，而完全成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10]

　 三、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基本理由

　 根据前面的分析，大陆法所确立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批评。就连大陆法国家的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这种程序模式的一些缺陷。中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这种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在被告人选择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也没有将审判的重心放在量刑问题上，而仍然将极为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对定罪问题的审查之中。中国近年来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也充分显示，一种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为宗旨的量刑程序改革是有相当大的生命力的，而从长远上看，这种改革最终将逐渐导向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也就是一种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的全面构建。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呢？这种改革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从刑事辩护的充分性、公诉权的延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量刑信息与定罪信息的区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以及刑事证据法的定位等五个方面，来对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化改革的理由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刑事辩护的充分性问题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法庭审判的中心，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存在着明显的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的问题。这在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示。[11]德国学者赫尔曼教授明确指出：“在德国的庭审中最后辩论可能给辩护律师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想要主张被告人无罪，他或者她将申请无罪释放。由于律师无法确定法庭是否一定会判决无罪，他必须同时解决一旦被告人被认定有罪应当判处何种刑罚的问题。由于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个单独的量刑庭审，辩护律师就不必面临这种困境。”[12]

　 在中国刑事审判过程中，那些选择无罪辩护的被告人、辩护人也经常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诉讼境地：被告人如果做出了无罪辩护，强调本案“证据不足”或者自己“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就只能按照这一口径进行诉讼活动，而根本不可能在法庭调查环节强调旨在证明被告人罪轻的事实和情节，也不可能在法庭辩论阶段再来论证“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必要性”。否则，被告人、辩护人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后面所作的有罪辩护意见势必会对前面的无罪辩护观点形成一种否决作用。于是，辩护律师在选择辩护方向时经常存在一种不可兼得的无奈心理：如果做出无罪辩护，就意味着在法庭上根本没有机会强调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如果充分指出那些旨在说明应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就只能跟无罪辩护无缘了。在近期发生的许霆案件中，控辩双方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双方在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只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质证和辩论，而根本无法顾及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量刑问题恰恰是本案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其实，对被告人而言，量刑与定罪属于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已开始打算作无罪辩护的被告人来说，在他们发现说服法庭作出无罪判决没有希望之后，也会希望有证明自己应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的机会。然而，现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却从根本上剥夺了被告人提出新的辩护意见的机会，造成在那些被告人选择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辩护主张不充分、辩护理由难以全面阐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