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征集现役军人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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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征集现役军人暂行规定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
沈阳市征集现役军人暂行规定
沈阳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
沈阳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沈阳军分区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联合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质保量完成征集现役军人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国务院《征兵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户口在我市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依照本规定服兵役的义务。
第三条 经兵役登记和初步审查合格的，称应征公民。
第四条 各单位在征兵期间，应向广大青年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依法服兵役的教育，认真做好应征公民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报名应征。
应征公民的家长、亲属应教育、鼓励和支持自己的子女、亲人服兵役。
第五条 沈阳军分区及我市各区(县)的人民武装部，兼各该级人民政府的兵役机关。征兵期间，市、区(县)人民政府，应组织兵役机关和公安、卫生及其他有关部门成立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本区域的征兵工作。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区(县)的安排和要求，办理本单位和本地区的征兵工作。
第六条 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年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征集服现役。当年未被征集的，在二十二岁以前，仍可以被征集服现役。
根据军队需要，可以按前款规定征集女性公民服现役。
根据军队需要和本人自愿的原则，可以征集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未满十八周岁的男女公民服现役。
有严重生理缺陷或者严重残疾不适合服兵役的公民，免征。应征公民是维持家庭生活的唯一劳动力或者是正在全日制学校就学的学生，可以缓征。
应征公民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或者被判处徒刑、拘役、管制正在服刑的以及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不征集。
第二章 兵役登记
第七条 区(县)兵役机关，在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应组织基层单位对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年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公民进行兵役登记。
第八条 各级兵役机关，应建立兵役登记档案，经过兵役登记的公民，在工作调动时，必须到原登记单位办理兵役转移手续。
第三章 体格检查
第九条 征兵开始时，区(县)征兵办公室应根据征兵任务，有计划地安排应征公民的体格检查工作。
第十条 应征公民的体格检查，由区(县)卫生部门统一抽调医务人员，组成若干体检组，设立若干体检站，采取定点或巡回的办法进行；有条件的区(县)，可指定若干医院负责。
第十一条 负责体格检查工作的医务人员，应严格执行国防部《应征公民体格条件》规定和有关规定，正确掌握标准，如实作出体检结论，不得徇私舞弊。
第十二条 进行体格检查的应征公民，应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受检，不得逃避；在受检过程中，应如实反映身体情况及以往病史，不得弄虚作假。
第四章 政治审查
第十三条 应征公民的政治审查工作，由区(县)组织公安部门和基层单位进行。
第十四条 有征集任务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应根据区(县)的安排和要求，按照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征集兵员政治条件的规定》，对体检合格的应征公民认真进行政治审查，重点弄清他们的现实表现并填写《应征公民入伍
登记表》。
第十五条 区(县)对准备批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应逐个进行复审，严格把关、切实保证新兵政治可靠，防止把不符合政治条件的人征入部队。
第五章 应征入伍
第十六条 区(县)在审定新兵时，应对体检、政审合格的应征公民进行全面衡量，优先批准政治思想好、身体好、文化程度高的服现役。
第十七条 被批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由区(县)兵役机关办理入伍手续，发给《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其家属凭入伍通知书到户籍管理部门注销应征公民的户口，并享受军属待遇。
第十八条 经批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在接到入伍通知书后，必须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
第十九条 区(县)兵役机关，要做好新兵的集中、被装发放和运输交接等工作。
第二十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入伍时，当地人民政府和公民所在单位，要组织欢送，落实优抚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拒绝、逃避兵役登记的，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的，基层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应批评教育，经教育不改，基层人民政府应依法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
第二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办理兵役工作中，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玩忽职守，致使兵役工作遭受严重损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沈阳军分区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989年12月27日
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探讨
唐 勇
内容摘要：司法独立伴随着司法改革的进行，成为近期探讨热门话题。综观方家的著书立说，皆从制度的角度，即硬件设施的角度来论证，鲜有从人文的角度进行阐述。笔者试图从法官（司法主体）和民众（普通公民）两个角度剖析司法独立制度建设对人文基础的要求。
关键词：司法独立、法官、民众、法律教育、法治
在前现代社会，神治和人治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人们所接受。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结构、关系及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完成了从血缘身份制到等级身份制到契约身份制的“进化”，致使传统的[1]统治秩序失去了存续的条件和基础。科技的发展使神治失据，历史的教训使人治失信。在一个真正告别“哲学王”的时代，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法治这种古已有之的治道上来。
有着深厚人治文化传统的中国，无论政治国家还是初露端倪的市民社会，都开始对法治产生了兴趣，甚至充满期待。在法治的社会里，司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链结，起着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司法独立是法治进程的焦点所在，因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2]于是司法独立成为法治的直接标志，“视一国之文明与否，须视其司法能独立与否。”（伍廷芳）[3]司法独立的意义和三权分立思想，论述者众多，笔者不再具体展开，而运笔于人文基础，进行新的探讨。
一、 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 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 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 [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性障碍。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 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 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 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 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 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 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 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 An American Law Professor in China: Comments on the Future of Rule of Law, by Jeffrey E. Thomas
[5]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 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 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 [美] 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关于进一步做好捐赠救灾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工作的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捐赠救灾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工作的通知
国食药监电[2008]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
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切实加强食品药品监管，配合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协调药品、医疗器械供应，严把救灾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关，为保障灾区用药、用械的安全有效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四川省有关部门已发布急需药品、医疗器械目录。为继续做好抗震救灾工作，保障灾区药品、医疗器械供应，现就进一步做好捐赠救灾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灾区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下，主动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根据救援工作的需要及时调整急需药品、医疗器械目录，向社会公布。
二、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将对捐赠药品、医疗器械的具体要求，主动告知辖区内的生产经营企业以及有关单位和机构，突出强调捐赠的药品、医疗器械应是灾区所需产品，尤其是目录中紧缺产品，以免给灾区救援工作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三、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全面加强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的同时，要重点加强对救灾药品、医疗器械的监督检查，确保产品安全有效。
四、非灾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积极配合灾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工作，密切关注辖区内相关药品、医疗器械的生产、流通情况，对已经检验或者确认合格的捐赠药品、医疗器械应及时通报灾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八年五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