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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19号


《舟山市渔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郭剑彪
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舟山市渔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切实加强对渔业船舶的安全管理，防止和减少渔业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渔区社会稳定，促进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浙江省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和《浙江省乡镇渔业船舶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渔业安全生产的现状和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乡镇（街道）、村（社）、单位及业主所属的从事渔业生产和为渔业生产服务的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及相关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第三条 渔业安全生产实行分级管理责任制度，按各自职责，明确责任、责任到人，建立系统的安全管理体系。
第四条 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在市、县（区）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市、县（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及有关职能部门的指导、协调、监督下开展。

第二章 安全管理

第五条 市、县（区）海洋与渔业局负责对辖区内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
（一）负责渔业船舶的更新、建造、购置、报废、入渔许可和船舶修造业的监督管理。
（二）负责渔业船舶登记发证、换证、年审和渔业船员的考试、发证，以及船舶进出港签证。
（三）负责传达、起草有关渔业安全生产的规范性、政策性文件。
（四）负责组织渔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开展安全专项整治，查处渔业船舶的违规行为，对渔业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并跟踪督促落实。
（五）负责渔业船舶的监督检验，把好渔船质量关和救生、消防、信号设备的配备关。
（六）负责渔业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七）负责监督实施本辖区内渔船动态报告制度。
（八）负责渔业生产安全事故的统计上报工作。
（九）定期分析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及时研究和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并深入基层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十）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十一）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安全生产方面职责。
第六条 县（区）人民政府领导本县（区）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和工作要求，履行渔业安全生产的领导职能，对辖区内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有部署，有落实，有目标，有措施。
（二）督促乡镇（街道）建立和完善乡镇（街道）船舶安全管理站，落实专职人员，落实经费，完善制度，明确职责。
（三）健全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制，与乡镇（街道）政府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对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有检查、有考核。
（四）开展经常性的渔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
（五）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制订和落实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发生事故及时组织救援，妥善处理善后工作。
（六）定期分析辖区内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及时研究和解决渔业安全生产的重大问题。
（七）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安全生产方面职责。
第七条 乡镇（街道）人民政府领导本辖区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县（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和工作要求，履行渔业安全生产的领导职能，对辖区内渔业安全生产工作有部署，有落实，有目标，有措施。
（二）落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渔船安全管理网络，完善渔业安全生产值班制度、通讯联络制度、安全会议制度。
（三）建立和完善乡镇（街道）船舶安全管理站，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工作经费，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
（四）开展渔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渔业船员安全知识培训的组织工作。
（五）开展经常性的渔业安全生产自查，对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全面掌握渔船、船员安全生产方面的情况，建立完善渔船、船员档案，协助查处渔业生产安全事故和渔船违规案件。
（六）落实整改。各级渔业生产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辖区内渔业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整改意见。
（七）认真、规范地做好渔业安全台帐工作。
（八）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安全生产方面职责。
第八条 乡镇（街道）船舶安全管理站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对本乡镇（街道）的渔业船舶实施安全管理。
（一）负责渔业安全法规的组织实施，对本乡镇（街道）渔业船舶进行日常性安全检查。
（二）开展经常性的安全宣传工作。
（三）督促并做好本乡镇（街道）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责任状的签订与落实工作。
（四）建立健全渔业安全通讯网络，落实安全值班制度，及时向海上渔业船舶通报气象信息。
（五）搞好编组生产工作，落实抢险救灾船只，制定相应的报酬政策。
（六）掌握海上渔业船舶动态，遇九级以上（含九级）大风，及时向县（区）海洋与渔业局报告船舶动态情况。
（七）负责本乡镇（街道）渔业船舶相关审核工作。
（八）协助做好本乡镇（街道）渔业船舶生产安全事故和渔船违规案件的调查处理。
（九）负责本乡镇（街道）渔业船舶各类事故统计工作。
（十）协助做好本乡镇（街道）渔业船员培训的资格审查和组织工作。
（十一）劝阻渔业船舶非法搭客，如劝阻无效的，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十二）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安全生产方面职责。
第九条 村（社）、公司对所属渔船的安全生产进行直接管理。
（一）负责本村（社）、公司渔民群众的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二）组织本村（社）、公司渔业船舶实行“编组生产、互助互救”，建立和完善本村（社）、公司渔业生产安全通讯网络等各项安全保障制度。
（三）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及时了解和掌握所辖渔船的安全适航状况、持证情况、职务船员配备和安全设备配备情况，随时掌握船员的变动情况及船舶进出的动态情况，并按规定上报渔船动态情况，建立各类安全台帐。
（四）对渔业船舶存在的问题及安全隐患应当及时上报，积极配合职能部门查处。
（五）对各级安全管理机构提出的整改意见，应当督促渔民整改落实。
（六）严格管理雇用外来劳力，制止无资质劳力出海生产，做好村与各渔船船长《渔业安全责任状》签订工作，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落实到位。
（七）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安全生产方面职责。
第十条 渔业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对渔业船舶及船员的生命财产安全负管理责任，船长对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负直接责任。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渔业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严格遵守《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切实按照各项规章制度进行航行生产作业，教育督促全体船员共同执行。
（二）服从乡镇（街道）、村（社）、公司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三）按规定及时办理渔业船舶及船员的各类证书、证件，配齐航行安全设施及消防、救生、通讯等设备，加大“三修”投入，保证船舶处于安全适航状态，按规定办理渔业船舶航行签证。
（四）切实执行渔业船舶“编组生产、互助互救”制度，保持通讯联络的畅通，及时报告船舶动态。
（五）积极参加渔船、船员保险，提高抗灾自救能力。对雇用人员要签订雇工合同，不雇用无资质劳力上船作业。
（六）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安全生产方面的职责。
第十一条 建立完善渔业安全生产会议制度，市级一年一议、县（区）级半年一议，乡镇（街道）级一季一议，渔业村一季一议，及时交流情况，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切实消除渔业安全生产隐患。

第三章 安全生产

第十二条 乡镇（街道）、村（社）、公司要根据外海、近海、沿岸不同的生产海域和不同的作业种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网络，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安全组织管理体系。
第十三条 所有渔业船舶应编组生产，编组工作在乡镇（街道）、村（社）、公司的组织下实行。
第十四条 乡镇（街道）、村（社）、公司应通过民主推荐的方式，挑选思想品德好、责任心强、风格高、组织能力强、群众威信高、业务技术好的船长担任编组长，编组渔业船舶船长应服从编组长的指挥。
第十五条 市、县（区）海洋与渔业局、乡镇（街道）政府、渔业村（社）、公司的通讯岸台实行一天两次定时开机值班制度。根据通讯网络分工，及时向各生产作业单位提供气象、航行通告等安全信息，做好值班和记录工作，了解各编组渔船的安全生产进出港等动态。遇九级（含阵风八?九级）以上大风及其它特殊天气时，各级实行24小时值班，随时保持通讯联络，落实各项安全应急措施，并按规定汇总上报渔船动态。
第十六条 生产渔船应按要求同岸台、编组长船保持正常的通讯联络，及时汇报本船动态；渔业运输船出港时，应同岸台保持正常联系，及时汇报本船的装载及动态；对无故不联系的渔业船舶的船长应当给予警告、批评教育。造成后果的，要追究船长的责任。
第十七条 渔业船舶生产应认真履行互助互救的义务，一旦发现有船舶遇险求助，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做好抢险救助工作，并及时向各级安全机构报告。抢险救助实行救助有效补偿原则。
第十八条 渔业船舶编组长应增强责任性，切实做好编组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掌握本组渔业船舶的动态并向岸台报告。
第十九条 渔业船舶在各级安全机构的监督管理下，应根据各自的作业特点及不同情况，切实做好各自的安全工作。
（一）木质渔船应加大“三修”投入，做到风前风后对本船灰缝水密情况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查漏补缺。
（二）钢质渔船随着船龄的增加，应及时检查水线下、舱室内、肋骨底部的腐蚀及焊缝情况，不得擅自改变水密舱壁及排水口，确保舱室密封。
（三）捕捞渔船在作业过程中，船员必须戴安全帽、穿救生衣，并严格按操作规程和作业流程作业。
（四）渔业运输船舶，必须严格按船舶检验部门核定的载重线标志装载，严禁超载，严禁违章搭客；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如确需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应当向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营运手续。
（五）休闲渔船必须严格按照《浙江省休闲渔业船舶管理办法》航行作业和从事其他休闲活动。
（六）渔业船舶在航行、作业、抛锚时，应严格遵守安全值班了望制度，防止碰撞事故的发生。
（七）渔业船舶应做好防台、防风工作，切实做到不抢风头、不抗风尾，应在安全时间内及早回港，严格按照各县（区）抗台预案的有关规定到指定锚地避风，严禁超航区、超风力航行生产。
（八）推广使用柴油气化灶具，杜绝液化气爆炸事故的发生。使用液化气灶具的渔业船舶，应经常检查钢瓶的检验和使用情况，对腐蚀严重或有怀疑的钢瓶，应及时送检。渔业船舶一旦发生液化气泄漏，必须保持自然通风，严禁使用明火、电路开关及有可能产生静电的一切器件。
（九）渔业船舶应切实防止硫化氢中毒，应使用除臭消毒剂，船员在下舱作业前，舱室应进行通风，下舱作业时应戴防毒面具，舱口应有专人值班。

第四章 处理规定

第二十条 各级渔政渔港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职务船员的培训、教育和考核，实行渔船船长考核记分制度，对安全意识淡薄，业务技术素质差，屡次违反安全管理法规和制度的船长及其他职务船员给予相应处理，直至吊销职务证书。
第二十一条 各级渔业行政执法部门、乡镇（街道）政府、村（社）、公司等组织对渔业船舶违反下列禁令和规定之一的，应坚决予以禁止，并督促整改；对不听劝阻，擅自出海导致重、特大事故发生的，移交司法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船长及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一）严禁无证及三证不齐的渔业船舶出海。
（二）严禁未按规定配齐职务船员及其他船员证书的渔业船舶出海。
（三）严禁未按规定配齐救生、消防、信号等安全设备和船舶处于不适航状态的渔业船舶出海。
（四）严禁未按规定配置有效通讯、导航设备的渔业船舶出海。
（五）严禁擅自改变船体结构，影响船舶设计稳性的渔业船舶出海。
（六）严禁违章搭客、超载、超航区、超风力航行生产。
（七）严禁其他一切有碍或可能有碍航行安全生产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建立渔业船舶船长违规处理制度，切实落实船长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有违章、违规情节并造成后果的船长，根据不同情况，可给予警告、罚款、吊销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各级政府、部门、乡镇（街道）船舶安全管理站、渔业村、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要认真按照本规定履行职责，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敷衍塞职，失职、渎职，所辖范围内发生重特大渔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 对切实执行安全生产管理法规、政策和本实施办法，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的先进单位、渔业船舶和船长要予以表扬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渔业船舶”是指渔业捕捞船舶、渔业运销船舶、渔业冷藏船舶、渔业供油船舶、渔业工程船、拖轮、养殖船、休闲渔船、渔业公务船等。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及其重构

欧锦雄


内容提要：与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它仍然具有相当多的缺陷。如果要克服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补充或修改是不够的，只有对其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立法缺陷。文章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
关键词：危害国家安全罪、立法、缺陷、重构

在新《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学界曾就修改“反革命罪”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之后，立法机关通过对原《刑法》“反革命罪”的内容进行重新归类、分解、合并、废除和修改等工作，制定了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在体系上、罪名上以及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不可否认，与原《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它得到了一定的完善，但是，它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缺陷，而这些立法缺陷使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消除其立法缺陷。如果要克服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立法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修改或补充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只有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立法缺陷。为了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使我国以后的刑事立法具有高度的科学性，笔者在本文里具体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以求教于刑法界同仁。
一、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
在修订79年《刑法》时，立法者为了使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具有科学性，已采取了一些合理的举措。他们将原《刑法》的“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减弱了这类犯罪的政治色彩；他们没有将“反革命目的”作为这类犯罪的犯罪主观要件的必要要件，使这类犯罪的主观要件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从而便于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此外，立法者将原《刑法》“反革命罪”一章的“聚众劫狱罪”“组织越狱罪”予以修改，并将其编入新《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使原《刑法》第97条的“间谍罪”和“特务罪”合并为新《刑法》的“间谍罪”；废除原《刑法》的“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等。凡此种种，说明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但是，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仍然具有以下两大缺陷：
（一）现行危害国有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的设置上不够科学
1．分别设置武装叛乱罪和武装暴乱罪两罪种，容易让人在理解上产生分歧
新《刑法》第104条设置了武装叛乱罪和武装暴乱罪两个罪种，但是，对于何谓武装叛乱罪和何谓武装暴乱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有人认为，武装叛乱罪是指勾结外国，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的行为。武装暴乱罪是指国内人员独立组织、策划、实施武装暴乱的行为。①而有人则认为，“武装叛乱”是指使用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和设备进行背叛国家的叛变活动。“武装暴乱”是指动用武器装备进行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骚乱活动，②等等。其实，暴乱是指为推翻或对抗现有的国家政权，破坏现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而采取的集体武装行动，而叛乱是指为了背叛统治阶级或国家的利益并意图投向国内外敌对势力而实施的暴乱。“暴乱”属于属概念，“叛乱”属于种概念，“叛乱”只是“暴乱”的一种情况，对于没有投向敌对方面的暴乱，则属于“暴乱”的另一种情况，因此，“武装暴乱罪”完全包容了“武装叛乱罪”的内容。由于社会现象复杂，在实践中，有些暴乱案件发生以后，人们不易辨别其性质，究竟是以武装暴乱罪定罪？还是以武装叛乱罪定罪？这将产生分歧。因此，将武装暴乱罪与武装叛乱罪在同一条文里并列规定，这是在罪种设计上的立法缺陷。
2．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却分别独立规定为两个罪种：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人为地使刑法条文复杂化
新《刑法》第112条和第106条分别规定了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其实，新《刑法》规定这两个罪种是多余的。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当行为人实施了这些资敌或资助行为时，对这些帮助行为完全可以按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共犯定罪处罚，例如，当别人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时，行为人甲故意向其提供大量资金或武器装备，这时，对行为人甲的行为可以按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
新《刑法》规定的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使《刑法》条文显得较为繁琐，同时，其规定的罪状和法定刑存在着缺陷。第107条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在罪状和法定刑上的缺陷有二：（1）单位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而单位反而不能成为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武装暴乱罪等被资助的、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主体，即单位不能成为主犯罪的犯罪主体，却能成为从犯罪的犯罪主体，从而导致了立法上的不公平。（2）法定刑过低。新《刑法》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一法定最高刑过低。在共同犯罪中，帮助犯也是可以成为主犯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被资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若《刑法》没有规定“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那么，实施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人有时可以成为被资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主犯，而作为主犯有时可能受到处罚的最高刑为死刑。例如，甲以大量资金资助他人实施背叛国家罪，甲属于主犯之一，若按背叛国家罪定罪量刑，那么，甲可能受到的最高处罚是被判处死刑。但是，若按107条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处罚，其可能受到的处罚，最高才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第107条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与第102、103、104、105条的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等，属于法条竞合的情况，而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罪）是特别法条。因此，当行为人资助他人实施了背叛国家罪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时，只能适用第107条按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定罪处刑，而该罪的法定最高刑才15年，这就导致重罪轻判，量刑不公。
第112条资敌罪在罪状和法定刑上也存在两个缺陷：（1）第112条规定，在“战时”实施资敌行为才构成资敌罪，如果在和平时期实施资敌行为，那么，应按行为人所帮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定罪处罚，按共犯处理。这时，将会出现量刑不公。例如，在“战时”向背叛国家的犯罪提供武器装备的，按资敌罪定罪处罚，其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在和平时期向背叛国家的犯罪提供武器装备的，按背叛国家罪定罪处罚，其法定最低刑为十年。对于同一资敌行为，在和平时期受到的处罚可能重于非常时期（即战时），这显然是立法上的不公平。（2）由于第112条的资敌罪与第102条的背叛国家罪，存在法条竞合的情况，而第112条（资敌罪）属于特别法条，所以，在“战时”向实施背叛国家罪的人提供武器装备、用物资的情况下，即使资敌者起到主要作用，也只能按第107条（特别法条）资敌罪定罪量刑，由于资敌罪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背叛国家罪法定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这就可能出现量刑不公的情况。
3．投敌叛变罪采用简单罪状，且内容模糊不清
新《刑法》第108条规定“投敌叛变的，处……。”从条文可知，投敌叛变罪采用的是简单罪状，而简单罪状的最大缺陷是容易在理解上产生分歧。目前，对于何谓“投敌叛变”，刑法界仍存在许多分歧。
若按通说，投敌叛变罪是指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外敌方营垒，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或者在被俘、被捕后投降敌人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外国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外国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外国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二是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是，就前一部分内容而言，它属于背叛国家的犯罪行为，理应作为背叛国家罪的一种情况，而不应作为投敌叛变罪的内涵，可见，若按通说来理解投敌叛变罪，那么，只有其后一部分内容才可作为投敌叛变罪的罪状。
4．叛逃罪的罪状不够严谨
叛逃罪规定在新《刑法》第109条，该条文原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在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这一条文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叛逃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叛逃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叛逃时或叛逃后实施了除叛逃以外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例如，为境外机构提供国家秘密，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等）。第二种理解是，叛逃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叛逃的行为，二是该叛逃行为的本身直接危害了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若按第一种理解，设立叛逃罪纯属多余，因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以行为人具体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例如，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等）予以定罪处刑，根本没有必要另行规定“叛逃罪”。若按第二种理解，那么，叛逃罪的主体必须是较为特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例如，高级官员、掌握国防高科技人员），其履行的公务也必须是特殊的公务（例如，与外国政府谈判）。由于新《刑法》109条所规定的罪状并不明确，所以，产生了前面的分歧。可见，现行的叛逃罪存在立法缺陷。笔者认为，前述第二种理解较为科学，但该条文的罪状应进一步予以完善。
5、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间谍罪的罪状之一，这显得太牵强
新《刑法》第110条规定的间谍罪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其罪状的一项内容，这显得牵强附会，并不科学。笔者认为，“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过程中。这种行为不宜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某个罪种的罪状内容。当行为人在实施背叛国家的犯罪行为时，如果行为人是负责“指示轰炸目标”的，那么，对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应以背叛国家罪定罪处罚。当行为人在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时，如果行为人是负责“指示轰炸目标”的，那么，对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应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只有行为人接受了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并负责“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时，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才应以间谍罪定罪论处。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不应作为间谍罪的罪状。
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从间谍罪的罪状中剔除后，间谍罪的罪状仅有以下内容：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实践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行为人没有参加间谍组织也没有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但是，他明知对方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对方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从而危害国家安全。由于这种行为直接帮助了间谍组织及其人员，帮其完成本身职务的工作，其性质应属于间谍行为，但是，新《刑法》第110条并未将这种行为作为间谍罪的罪状，这也是一个立法缺陷。
（二）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犯罪归类上存在欠缺
1、危害国防利益罪和部分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并未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是归到其他类犯罪
在新《刑法》分则里，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和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大同类客体都是国家安全。这两类犯罪理应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内容，但是，它们却分别独立成章。由于“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同时，其罪种众多，因此，军人违反职责罪独立成章具有一定科学性。然而，“危害国防利益罪”独立成一章是没有必要的，它应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此外，新《刑法》将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罪种没有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是归到其他类犯罪，这也是其立法缺陷。下面就刚提到的立法缺陷予以具体分析：
（1）“危害国防利益罪”宜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但是，新《刑法》却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单独成章。
国防利益是指国家为了防备和抵御侵略和颠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而拥有的、与军事有关的特殊利益，具体包括国防自身安全、武装力量建设、国防物质基础、军事斗争、国防秩序等方面的利益。为了依法巩固和加强国防，更有效地与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犯罪行为作斗争，新《刑法》增加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罪种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所侵犯的利益是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国家宪政秩序稳定的利益，换言之，这些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因此，危害国防利益罪应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一部分内容。新《刑法》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单独作为一章，这是不科学的。
（2）涉及国家秘密的罪种宜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然而，新《刑法》却将这些罪种分别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2条和第8条规定，所谓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具体包括：“（一）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秘密事项；（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七）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另外，“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本法第2条规定的，属于国家秘密。”根据这些规定，大多数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都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国家安全。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会危害国家安全，同样，为境内机构和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以及泄露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也会危害国家安全。当然，在所有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中，有部分犯罪可能不会直接危害国家安全，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说，它也会间接危害国家安全。从立法科学性角度看，犯罪分类主要应以犯罪同类客体为基础来分类，同时，可兼顾犯罪对象、直接客体、手段等特殊情况，在技术上作出适当调整。鉴于此，笔者认为，除了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外，所有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都应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
新《刑法》将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分别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四章，使新《刑法》显得繁琐、复杂，这不利于广大群众学习和理解《刑法》也不利于司法人员适用《刑法》，可见，这些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应系统修改和完善。
2、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的犯罪亦应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但是，新《刑法》并没有将这些犯罪予以规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并加入或缔结了相当数量的国际公约。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我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危害我国与外国正常交往关系的犯罪，例如，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的行为；侮辱外国国旗、国徽的行为；本国人私自对外宣战或实施其他行为诱发外国向我国宣战的行为；外国人违反国际法侵略我国的行为；除去、移动、伪造我国与外国的国境的界碑或其他标志或使其不能辩认的行为，等等。这些行为属于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的犯罪行为，同时，它们也是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我国已加入了《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等国际条约，根据有关条约，各缔约国在国内立法上有义务将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和其他有关罪行规定为犯罪，并对其规定相应的惩罚。为了履行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我国应将这些罪行在《刑法》上予以规定。前面论及的危害国际安全的犯罪同样会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因此，它们在我国国内刑事立法——《刑法》中，可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但是，新《刑法》并没有将这些罪行作为罪种予以规定，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大缺陷。
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重构
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着众多的缺陷，若仅对其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这不能使其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为此，我们必须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重构，使有关罪种得以增加，减少、废除或调整。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称谓来说，虽然其政治色彩比“反革命罪”的称谓降低了许多，但是，这种称谓还是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为了使其政治色彩平和，防止人们将这类犯罪全部误解为“政治犯罪”，同时，为了使各有关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更科学地归类到此类犯罪，笔者认为，这类犯罪的类罪名应更改为“危害国家基本利益”。在“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里，过失犯罪也可成为其罪种（主要指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国家安全即国家的基本利益，它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同类客体，其范围包括：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人民民主专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可称为“宪政制度”，即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主要指其国体和政体）。据此，我们在重构“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即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时，可将其分为四节：第一节为“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这一节所规定的罪种都明显地、强烈地反映其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第二节为“危害国防利益罪”；第三节为“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第四节“侵犯国家秘密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和“侵犯国家秘密罪”侵犯的大同类客体同样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这三方面犯罪的小同类客体分别为：国防利益、国际安全秩序和国家秘密，它们属于大同类客体“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下一层次的小同类客体。与第一节所规定的罪种相比，这三节所规定的罪种所反映的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没有那么明显和强烈，同时，这三方面的犯罪又具有一定的内在特殊性，所以，有必要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和“侵犯国家秘密罪”分出来作为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的具体构想如下：
（一）关于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的体系构建（第一节）
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各具体罪种都明显地、强烈地反映了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因此，这些罪种可归到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的体系中，但是，由于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存在缺陷，因此，应在克服其缺陷的基础上构建其体系。针对前文所述缺陷，可采取以下立法措施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的缺陷予以完善。
1．将现有的“武装暴乱罪”和“武装叛乱罪”两罪种合二为一，在立法上仅规定“武装暴乱罪”，使刑法条文显得更简炼明了，克服人们在理解上的分歧。其条文可设计如下：“组织、策划、实施武装暴乱的，对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
2．废除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两罪种，克服可能存在的重罪轻判和量刑不公的问题。由于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所以，在废除这两罪后，对这两种行为应以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定罪处刑即可。
3．完善投敌叛变罪。首先，使投敌叛变罪采用叙明罪状，其次，将通说的投敌叛变罪的前一部分内容（即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外国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外国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外国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划到第102条背叛国家罪里；将通说的后一部分内容（即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为投敌叛变罪的罪状，这样，《刑法》第108条的投敌叛变罪可修改为“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或者在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4．完善叛逃罪的罪状，克服其罪状不明确的缺陷。在前面分析里，笔者认为，叛逃罪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必须具有叛逃行为；二是该叛逃行为的本身直接危害了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可将《刑法》第109条的叛逃罪的罪状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而该叛逃行为已经直接危害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处……”。
5．完善间谍罪的罪状。由于《刑法》第110条“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间谍罪的罪状内容并不科学，因此，有必要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从间谍罪的罪状中剔除。此外，明知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其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应作为间谍罪罪状的内容，因此，第110条间谍罪的条文可修改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按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明知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者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其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的缺陷克服后，即可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各有关罪种进行科学排列，从而构建起科学的“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体系。其具体罪种及序列为：
1、背叛国家罪 2、分裂国家罪
3、煽动分裂国家罪 4、间谍罪
5、武装暴乱罪 6、颠覆国家政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