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收费管理司关于对饮食娱乐行业排污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

上一篇: 任免驻外大使名单（1991年第1期公报）
下一篇: 任命驻外大使名单（1990年第6期公报）

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鄂州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奖惩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鄂州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奖惩办法（试行）》经2011年第5次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鄂州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奖惩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有效的控违查违工作激励机制，全面提升控违查违工作实效，根据《鄂州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试行）》和《鄂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主城区范围内控违查违工作责任主体及各区、葛店开发区控违查违工作的奖惩。
　　本办法所称主城区范围内控违查违工作责任主体是指鄂州开发区、各街道办事处和鄂城区新庙镇、泽林镇等。
　　第三条 市级控违查违奖励资金列入年度城市管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计划。
　　第二章 奖项设置及奖励条件
　　第四条 主城区范围内设控违查违工作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和三等奖4名, 设控违查违工作优胜村和优胜社区奖各3名；对主城区范围外的各区、葛店开发区设控违查违工作优胜区奖1名。
以上奖项因奖励对象本年度控违查违工作未达到获奖条件或达到获奖条件单位数不足时，可以空缺。
　　第五条 主城区范围内的控违查违工作达到以下条件的，给予奖励：
　　（一）年度控违查违工作责任目标例常考核得分90分以上（以上含本数，下同）；
　　（二）本年度新增违法建设拆除率不低于96％；
　　（三）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工程项目用地范围内的违法建设拆除率100%。
　　对同时符合上述奖励条件，且年度控违查违工作责任目标例常考核得分排名为第一名的开发区、街道办事处和乡镇，颁发控违查违工作一等奖，奖金为50万元；对其单位主要负责人颁发控违查违工作优秀领导奖，奖金为2万元。
　　对同时符合上述奖励条件,且年度控违查违工作责任目标例常考核得分排名为第二名的开发区、街道办事处和乡镇,颁发控违查违工作二等奖，奖金为20万元；排名为第三至六名的,颁发控违查违工作三等奖，奖金为15万元。
　　第六条 对获得控违查违工作一、二、三等奖的单位，在满足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获奖条件的情况下，次年度控违查违工作责任目标例常考核得分排名较上年度前移或后退的，次年度奖金按前款标准增发或减发20%。连续两年获得控违查违工作一等奖的，次年度奖金按前款标准增发20%。
　　第七条 对主城区范围内控违查违工作突出、辖区内本年度新增违法建设及时发现率和拆除率达100%的村、社区，分别颁发控违查违工作优胜村奖和控违查违工作优胜社区奖，奖金分别为10万元和5万元。
　　第八条 对主城区范围外的鄂城区、华容区、梁子湖区、葛店开发区，年度控违查违工作责任目标例常考核得分排名第一的，颁发控违查违工作优胜区奖，奖金为10万元；对其单位主要负责人颁发控违查违工作优秀领导奖，奖金为1万元。
　　第三章　考核标准及评奖程序
　　第九条 控违查违年度工作责任目标例常考核按《鄂州市城市管理工作责任目标考核办法》执行，考核分值为所得分值加权后以百分制换算的分值。
　　第十条 控违查违工作一、二、三等奖的获奖单位由市城管部门于次年元月20日前根据年度控违查违工作责任目标例常考核得分,对照评奖条件进行审查,提出获奖单位名单，报市政府审定。
　　第十一条 控违查违工作优胜村奖和优胜社区奖的获奖单位由鄂州开发区、各街道办事处和鄂城区新庙镇、泽林镇人民政府根据评奖条件于次年元月10日前提出，市城管部门于7日内复核后,报市政府审定。
　　控违查违工作优胜村奖和优胜社区奖申报时，应向市城管部门提供证明获奖单位符合评奖条件的日常督查、考核资料。
　　第十二条 控违查违工作优胜区奖获奖单位，由市城管部门根据年度控违查违工作责任目标例常考核得分提出，报市政府审定。
　　第十三条 市城管部门应将市政府审定的获奖单位、个人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鄂州日报等大众媒介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日。
　　公示期内有异议的，市城管部门应组织复查。经复查不合格的单位，取消其获奖资格；设立奖项为1名的,该奖项实行递补。市城管部门应于复查之日起5日内将复查结果及再次拟定的颁奖方案报市政府审定。
　　第十四条 市城投公司应自市政府最终审定的颁奖方案作出之日起10日内拨付控违查违工作奖励资金。控违查违工作奖励由市人民政府颁发。

　　第四章 惩 处
　　第十五条 对控违查违工作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各责任主体和相关责任人按下列规定实行行政问责：
　　（一）一月内出现1处新增违法建设未按规定时间拆除的，对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对分管领导诫勉谈话。
　　一月内出现2处以上新增违法建设未按规定时间拆除的，对单位通报批评，对主要领导诫勉谈话，对分管领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一月内出现3处新增违法建设未及时发现或未及时停工的，对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对分管领导诫勉谈话。
　　一月内出现5处以上新增违法建设未及时发现或未及时停工的，对单位通报批评，对主要领导诫勉谈话，对分管领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年度例常考核得分70分以上、80分以下(以下不含本数,下同)的，对单位通报批评，对主要领导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对分管领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或者进行停职检查。
　　(四)年度例常考核得分70分以下的，对单位通报批评并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对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给予责令辞职、免职或建议免职的处分。
　　第十六条 在控违查违工作中，构成违纪应当追究纪律责任的，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鄂州开发区、各街道办事处和鄂城区新庙镇、泽林镇应依照本办法制定本辖区控违查违工作奖惩细则，切实加强对其所属村、社区和城管大队（直属中队）控违查违工作的管理。
　　主城区范围之外的乡镇、村、社区的控违查违工作奖惩，由各区、开发区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1年5月2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3年5月22日。



　　【提要】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已作出不尽相同的法律规定；这种规定既不同于理论学者所阐述的警察作证制度，也不同于实务界所指向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出庭内容，系属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即应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警察出庭制度。如何规制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适用，笔者认为，警察出庭作证应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则不同于警察证人，其出庭并非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而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应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有其独特的启动适用限制、范围、程序之规定。

　　警察出庭作证，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一大热点问题，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内容之一。无论是理论学者，或者实务部门人员，从学理论证、实践需要等不同层方面加以阐述说理，积极吁呼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规定成一项刑事诉讼制度。2012年修正的刑诉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终于对上述制度有个较为肯定的结论，该制度似乎不应再成为一大问题，但是仔细研读，新刑诉法对该项制度的规定仍有不详尽明确之处，亟待进一步明确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具体规定。

　　一、同一出庭，不同内容：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区别

　　对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两种情形，在新刑诉法未修正之前，有关理论学者、实务人士都将此列为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对待。这种认识，主是因为：上述两种情形都要需要有关警察人员出庭说明其经历、经手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没有必要作出实质性的区别分类。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规定”）都将上述两种情形统一规定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

　　对上述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不同规定，尽管都可将其笼统列入警察出庭制度范畴，在这一制度属性上，理论学说是达成共识的，但却不能将上述两种情形混为一体，究其因，在于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实质意义。第一，编列体制不相同。前者作为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法庭调查过程中一种的必经程序，而后者是作为证据审查的范围，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庭调查程序，具有庭审调查前置性质；第二，出庭依据不相同。前者适用的是证人作证义务，而后者适用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三，出庭目的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加以证明，而后者是为了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第四，出庭性质不相同。前者是为了证明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是一种直接证据，而后者是为了补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而作出的情况说明，不属于直接证据的一种；第五，法律后果不相同。前者是否出庭及作证情况只关乎有关定罪量刑的事实是否成立，而后者是否出庭及说明情况只关乎有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是否被法庭采纳。

　　虽然在新刑诉法之前，“两高三部规定”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情形也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但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不能简单等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尽管两者有着一些相同之处，但两者毕竟有着质的差异，从而导致在出庭程序、出庭证明、内容审查等规范化要求不相同。因此新刑诉法修正后，应当有司法解释予以不同的具体明确规定。

　　二、不同出庭，统一名称：警察出庭制度

　　在新刑诉法之前，理论学者一般称谓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还是通知、指导意见中亦均将之称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否能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即警察、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是否得当。

　　上述问题的提出似乎显得一些唐突。理论学者一般依照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说法，一般称为警察出庭作证，而实务部门主要是根据“两高三部规定”，称之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对警察出庭作证还是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称谓，新刑诉法未正式给予明确的说法，只是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而作出的警察出庭作证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与做法。对此，笔者认为，新刑诉法之所以如此称谓，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

　　首先，有必要仔细区分侦查人员与警察这两类人员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之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人民警察就是负有前述职责的专门人员，其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该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具有十四项职责 。警察执行职务行为，并非仅为侦查活动的一种。而侦查人员，是指负有侦查职责的专门人员。新刑诉法第十八条规定，侦查人员一般为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人员，以及负有侦查职责的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局、渎职侦查局的侦查部门人员。虽侦查部门的名称及具体职责不尽完全相同，但因依法行使侦查权所具备的法律依据和概括规范性要求大致相同，因而在本文论述到侦查人员时，不再细分，统一归列为侦查人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是指法定的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收集犯罪证据、缉捕犯罪嫌疑人、揭露和证实犯罪而依法实施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从种属关系上讲，侦查人员与警察并非是同一概念，侦查人员系属于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一种特殊专业人员。因此，侦查人员不能完全等同于警察，其应既遵守警察的一般规定，更要恪守其从事专业活动的特殊性规定。

　　其次，从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制度上讲，侦查人员出庭与警察出庭的目的不是完全一致。新刑诉明确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二是警察出庭作证。这两种出庭形式、内容，新刑诉法有着不同意义的规定。新刑诉法在第一编的第五章证据部分中，第57条第二款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出明确的规定 ；而在第三编第二章第一审程序的第一节公诉案件部分中，第187条第二款对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则作出“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

　　事实上，理论学者一直在呼吁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列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两高三部规定”也是认可此类观点并明确此类做法，“两高三部规定”是在审判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充分调研后，共同作出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的规定，目的在于通过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方式接受质询，从而解决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质疑问题。但是修正后的新刑诉法并未明文表示支持该种认识、做法。应当说，新刑诉法的修正，并非漠视理论学者的观点，也不是忽视“两高三部规定”的意旨，仅在于考量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同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应有其独特的规制内容。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的这种修正并不是一种退步，而是一种更符合诉讼程序要求的规范，更进一步澄清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身份。

　　鉴于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警察出庭作证，是有质的差异，无法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或者警察出庭作证这一称谓来涵盖，对此笔者建议，可将上述两种情况统一称为警察出庭制度，既涵盖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两种不同的规定，又便于梳理区别上述两种出庭情况，避免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是否成为证人的模糊认识 。

　　三、同一出庭，不同规制

　　警察出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作为新刑诉法规定的警察出庭制度，有了立法依据，但对具体适用却未有进一步的规范性要求；随着新刑诉法实施日期的迫近，警察出庭作证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如何规制及正确适用上述规定，亟待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完善。

　　（一）警察出庭作证

　　目前，新刑诉法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出庭作证，即出庭作证的内容仅为警察在其执行职务行为过程中所目击的犯罪情况，并非仅简单理解为警察作为侦查人员身份时所经历的全部侦查行为情况。进而言之，此时警察出庭作证的内容，是关于其作为证人身份所作的陈述而成为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未涉及证据本身所要求的合法性。

　　据此规定，可以说，警察作证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讲与一般的目击证人作证并无两样，只不过出庭作证的警察身份具有特殊性而已。因此，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调查的询问、交叉询问，并受到普通证人证言规则的约束。

　　（二）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依照新刑诉法第57条之规定，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仅指向其参与侦查活动过程中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必要说明，并非出庭作证其证据收集情况，即其出庭说明情况，并非要证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而是要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

针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能否将其作为警察出庭作证一样看待？即是否继续沿用“两高三部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制度性要求。

　　笔者认为，鉴于上述论及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具有质的差异，因此在对待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时，不应将其与警察出庭作证同等对待。伸而言之，警察出庭作证，必须接受法庭对其所作的证言进行询问、交叉询问，以求得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但是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并不是要接受法庭对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而是辅助证明其从事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审查，是对侦查人员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侦查行为的程序性事实 的审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法庭上接受质证时并非是要证明侦查行为的内容，仅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据此，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在接受法庭质询时，只能围绕有关侦查人员陈述其执行侦查行为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情况而展开，也就是说，有关侦查人员说明情况仅为其实施的扣押、冻结、搜查、勘验、检查、询问和讯问等相关的程序性事实，不能以其陈述代替侦查行为所指向的具体内容。

　　由于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与警察出庭作证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在法庭接受质询时，与警察作为证人作证时不应相同，即一般证人作证时可由控辩双方直接交叉询问，从而达到查明证人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而侦查人员在出庭接受询问时，目的在于解决因相关侦查工作笔录记载不清或者理解歧义带来的争议，消除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疑虑，其本质是为了支持公诉人的控诉或者满足辩护方的质询需要，其不是诉讼参与人，因此应当先由侦查人员直接就需要说明的情况进行陈述，再由控辩双方分别进行询问，而不应由控辩双方直接进行交叉询问或者对质。

　　此外，若侦查人员在出庭说明情况时，陈述内容超出其当时侦查行为情况时，法庭能否直接将其陈述内容作为一种证据使用？有关理论学者、立法部门并未作出较为明确的意见。对此，笔者认为，法庭不应且不宜将上述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直接作为一种证据使用，理由为，第一，我国刑诉法关未将上述情况规定为证据的一种，直接作为证据对待缺乏法律依据；第二，新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也仅是将作为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一种程序性要求的辅助审查，将上述情况直接列为证据对待，可能越俎代庖，超越我国刑事诉讼案件的分工负责机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的法律规定 ；法庭审查证据将沦为法庭收集证据，失去法庭调查的固有功能。笔者认为，若遇到上述情况，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在于控方，法庭应当慎重对待，采取延期审理，并建议公诉机关对上述庭审出现的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核查。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具有法律依据，但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要需要，也不是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一提出就需要，据此应当也有必要对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设置适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