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确认涉外商标合法委托代理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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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批复

1985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4）法民字第10号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处理意见的请本报告及补充调查材料收悉。根据报告的材料，经研究我们认为，你院第一种意见，即将此房做为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双方共有较为妥当。希望你院在确认共有和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从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出发，多做各方工作，争取调解解决。

附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审理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中，遇到一个政策问题，由于把握不准，特请示如下：
原告吴天爵，男，66岁，宾阳县百货公司退休工人，住芦圩镇红旗街212号；黄万灵，女，69岁，宾阳县百货合作店退休工人，住新宾镇仁爱街138号，与吴天爵系叔嫂关系；被告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争讼房屋座落宾阳县新宾镇仁爱街134号铺屋（平房，面积46．25平方米、另前骑楼面积15．19平方米，总价值2751元），现是被告营业使用。
讼争房屋的基地上原有原告父亲吴惠泰（1956年去世）的房屋一排三间，门牌为134号、136号和138号，1939年136号房屋被日本飞机炸毁，134号被震塌，剩余断墙高者一米，低者几寸，138号房屋完好无损，吴惠泰家（下简称吴家）为居住安全，将炸塌的砖块在134号、136号东面断墙和134号南面断墙上垒起约2米高的垒墙，成为自家的一个院子。1947年林世布、肖其祥二人征得吴惠泰同意，在其134号基地的前座搭盖一间简易房屋作修补皮鞋铺面使用，建屋材料及资金是林、肖各投资谷子六担，购买木料、木皮、灰沙和雇工一人，并直接参加建房劳动，还使用了吴家的桁条五根和六千多块砖。建屋时就地利用吴家原来垒起来的134号南面的垒墙加高成峰山墙，拆掉134号东面垒墙，改为木板门面，另垒了西面和北面两幅墙，搭盖成一间面积约30平方米、山墙高4米、屋檐墙高2．5米，木皮天面结构的房屋。林、肖二人当年搬入使用，由于建屋时林、肖、吴三方对于使用吴家之宅基地、砖块、桁条，没有言明系租用、借用或投资，林、肖二人每年自动地给吴家一或二担谷子。1948年下半年肖被国民党征兵走后，该屋由林世布一人使用。1951年9月28日林世布立字据将该房的上盖（不含垒墙）折价20万元卖给黄玉全（字据全文：“本人目前修建新市场仁爱街27号门牌木皮屋一间，所有修建费经本街农会调解，由黄玉全补出人民币20万元。上盖即归黄玉全管业，已于1951年9月28日如数交本人收讫，今后该屋一概与本人无关，恐后纠纷，特立此条交黄玉全收执”）。吴惠泰对此无异议。于1952年1月7日吴惠泰向人民政府办理领取了该号宅基地的《房基地契证》；因为该号房屋天面不是吴家所盖，吴惠泰所以不能领取该屋的《房产契证》，而黄玉全亦因为只有该屋天面材料所有权，而砖墙却是吴家的，所以同样不能领取该号房屋的《房产契证》。黄玉全买下该屋上盖后，经营车缝业，每年照样给吴家交谷子一担。1952年黄玉全经吴惠泰同意，自行投资、投料，对该屋进行修建，添泥砖、更换木料，把原房屋升高、伸长二米，木皮盖改为瓦盖，以后每年交吴家二担谷子。1955年黄把房屋出租给新宾供销社，年租四担谷子交给黄，再由黄转交二担给吴家，1960年吴家要求该二担谷子由自己直接收取。供销社租用期间对房屋作了些修理，添砖加瓦等。1962年黄又将屋转租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年租金24元，由店方分别交吴家、黄家各一半，1966年“文革”开始后，店方以土地是国家的为理由，停止了给吴家交租，只交黄家一方的租。
1972年黄玉全要卖房屋上盖材料，吴家提出异议，责令黄将其材料拆走，最后黄玉全背着吴家于1972年4月4日立字据将该屋面全部材料折价175元卖给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立字全文：“《卖屋说明书》现将本人劳动建在新宾红卫街7号门牌的一间屋面全部材料卖给新宾镇饮食服务店，全部屋面材料是指屋瓦、桁条仁皮、门口等，不包括墙根、烧砖、泥墙。经双方同意按折旧作价，议定价格为175元，自1972年4月4日交款之日起，全部为饮食店所有。关于该屋烧砖原属吴惠泰家的，泥砖是1957年供销社租做书店时添补下去的，今后对这些烧砖、泥砖如何处理，均由饮食合作店负责”）。该字据并有新宾镇革委会财务服务组和新宾镇红卫街革委会签章。吴家获悉后，曾向黄玉全提出异议。
1979年原告吴天爵、黄万灵向宾阳县芦圩人民法庭起诉称：此屋是其家老人交钱给林世布、肖其祥买木料在其围墙基础上盖成木皮房屋，出租与林、肖二人的，属其家的房产，并要饮食店补交16年租金。被告方答辩称，此屋曾经合法手续买得，宅基地是国家的，屋属店方财产。诉讼期间，原告黄万灵于1981年1月持吴惠泰1952年领取的该号宅基地的《屋基地契证》到新宾镇地财处申请换取房屋契证，由于地财处工作失误，给予其换发了《房屋产权证》。吴家领得该房屋契证后，遂于1982年1月29日强行搬入该屋居住，并毁坏店方营业设施，拆毁灶台、洗碗池，把全部营业用具、燃材料搬出大街甚至打烂部分用具，鸣放鞭炮，给围观群众发香烟糖果等。致使店方停止营业77天。
原审宾阳县人民法院于1982年4月21日（82）民字第6号判决书认定：双方争执的地方，原告人的父亲于解放前虽建有房屋，但后来已被飞机炸塌成了基地，现在此基地上的房屋，不是原告人也不是原告人父亲所建，故该屋产权不是吴家的。判决：一、新宾镇仁爱街134号房屋属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有；二、新宾地财处发给吴天爵等人的新宾镇仁爱街134号房屋契证无效；三、吴天爵等人强行侵占该屋77天，给该店造成损失计770元，除对销原属吴家的旧火砖价值685元外，吴家还要赔偿85元。
原告吴天爵等不服第一审判决，持原诉理由上诉。
第二审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83年1月28日（83）南地法民字第2号判决书认定，上诉人说该屋是其父亲1947年建造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以该屋房产证为据，查新宾地财处已于1982年2月23日通知此证作废，不能作为证据，吴家给该店造成的损失应负责赔偿，属借用吴家的火砖应按价折款偿还。判决：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第一和第二项（即争议房屋属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有；新宾地财处1981年1月26日发给吴天爵等人仁爱街134号房屋契证无效）；二、撤销第三项；三、改判吴天爵等人强行侵占134号房屋造成饮食店营业损失770元和毁坏灶台等设施损失计款140元应由吴天爵等人负责赔偿；吴惠泰以前借以使用的火砖计折款661元，由饮食服务店偿还。赔偿款与偿还款相抵销，吴天爵等人应补偿饮食服务店258元。
终审判决后，饮食服务店对房屋作了较大的修理，投资千元左右。该店在买得天面产权之后，还扩建了骑楼。
吴天爵等对第二审判决仍然不服，提出申诉。我院经调第一、二审案卷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吴天爵等人所诉“该屋是1947年其父给钱林、肖建造后出租给他们的”一节，无事实根据，但是对争讼房屋产权的认定，有如下意见：
一、林世布1951年言明将该屋上盖（不含垒墙）卖给黄玉全，以及黄玉全1972年将天面材料卖给饮食店，手续清楚，言明买卖关系应承认其有效，但卖天面材料不等于卖房屋，房屋是由吴家的宅基地（产权当年系吴家所有）、砖块（其中有一幅墙是吴家原来所垒）和黄玉全的天面材料所构成，按价值吴家比黄家价值高数倍，虽未言明共建，但实际上是房屋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原建房屋应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产权。调解解决由吴家将产权部分折价归饮食店所有。
二、1939年吴家原屋被炸毁后，长期不建筑上盖，当时仅剩下很矮的残墙，已属宅基地，不是房屋，是别人借用地基、出劳力，利用原来的砖块搭盖了简易之木皮屋，原交租也是属于交地租，后林世布转卖黄家，再经黄家出资改建为砖墙，瓦面结构房屋，吴家没有投资，也没有言明为共有，因此，房屋产权不应吴家所有；但当时搭盖木皮房屋及黄家改造时均系用原来被飞机炸毁房屋剩下的砖块，因此，应承认原砖块是属于吴家的。
三、承认宅基地原属于吴家所有，但新宪法已宣布城镇所有土地属国家所有，因此，该宅基地产权已归国家。当前吴家已有房屋居住（即136号和138号两间房屋以及134号后座还有一片宅基地），饮食服务店无铺屋营业，该店又经正式手续买得天面，砖墙是由黄家请工砌成，不能承认吴家所说是其家房屋，只承认吴家是建筑材料（即砖块），所以房屋产权应属饮食服务店，由该店补给吴家的砖钱。
我院本着第一点意见精神于今年5月28日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并于6月到当地试行调解，饮食店可以接受房屋产权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的意见。并要求以1500元价格买下吴家产权部分。而且对原属吴家所有的砖块予以折价补偿。可是吴家仍然坚持房屋产权完全属其所有，店方可将其天面材料拆走，拒绝调解。
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政策性强，特此请示。
1984年8月24日

附二：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调查情况的补充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法院民庭（84）民他字第15号函收悉。关于要求补充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有关情况，我们已到当地再次作了调查，现将情况补充报告如下：
一、关于1947年在搭盖简易房屋时，林世布、肖其祥与吴惠泰没有言明是租用、借用或投资，但当时是怎样说的，有否约定？
经反复向林世布、肖其祥调查，林、肖两人均说，在搭盖该房屋前和后，都未与吴惠泰协商过什么协议、合同、约定或立什么字据等之类的东西，不但他们两人没有提出条件，而且吴惠泰也始终没有提出过任何条件。据林、肖提供称，他们两人是在吴家邻居的一家皮鞋厂打工，与吴惠泰往来关系较好，当时社会有些动荡，皮鞋厂因生意冷淡而解雇了他们，为寻找生活，见吴家有两块空屋地长期不建筑，而吴惠泰又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两人交谈决定一起去问吴惠泰，说：“五叔（吴惠泰）我们想在你的这块空屋地上搭一间小屋作修补皮鞋用，找两餐饭食，得不得？”吴惠泰即满口答应：“得呀！得呀！搭就搭啦！”就这样，他们立即在两三天内买完材料，五、六天时间就把房屋搭盖起来了。
二、关于1952年黄玉全经吴惠泰同意对该屋进行修建，当时有否约定，是怎么具体商量的问题。
经查，黄玉全对该屋进行修建系经征求吴惠泰同意的，但是双方并没有约定；只是黄玉全讲明把屋扩建之后每年增加一担谷的租。黄玉全具体是这样讲的：“我对吴惠泰说，我嫌此屋太小太矮，杉木皮做天顶，经不起大雨和暴日晒，居住很热很难受的，我想在有钱时买点瓦片，给我在此地再往内伸长些，以后每年增加一担谷租。吴惠泰说你修就修吧。我修建好以后，每年就交两担租谷给吴惠泰，他也不提出什么”。
三、1951年林世布将该房屋的上盖卖与黄玉全，并注明不含垒墙，这里的房盖指的是什么，包括哪些结构？
经再次查对林世布、肖其祥和黄玉全，林世布说：房屋是用杉树皮盖顶的，约用二十条桁条，椽子是用小杉木做的，全部是杉树皮盖顶，没有瓦盖，我所卖给黄玉全的上盖材料是指杉树皮、桁条、椽子和门板（约十块）。
肖其祥讲：“我们搭屋共用去十八条桁条，用杉木树皮盖屋顶（用竹片来夹），用小竹子做椽子，树皮当瓦顶，门是用几块板合做成拖龙门。砖墙砖柱全部用吴家的”。
黄玉全说：“林世布卖给我的房屋上盖是指桁条、椽子、门板、盖屋顶的杉树皮。不包括砖墙”。
四、黄玉全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立《卖屋说明书》讲明屋面材料是指屋瓦、桁条、仁皮、门口等，其中仁皮具体是指什么？
经查黄玉全说，他所写的仁皮就是指椽子。
五、按规定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买置房屋是否要经政府批准？该批准权由哪一级政府主管？
我们走访了自治区城建局房产管理处、宾阳县财政局、宾阳县税务局、宾阳县财政局新宾镇地财处等房地产管理部门和查找有关规定，国家没有专门关于集体单位不得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的规定，也没有规定集体单位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由哪一级政府批准。广西和宾阳县人民政府也没有类似规定。解放以来，广西和宾阳县对于集体单位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须办理的手续，与人民群众间私有房屋买卖须办理之手续相同。即：第一、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分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分证明；第二、私有房屋必须是无所有权纠纷；第三、买、卖房屋当事人自愿商定合理价格，订立买卖契约并经所在街道居民委员会或农村生产大队审查同意；第四、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房产转移手续。
按上述规定，查黄玉全出卖该房屋时，未持有该号房屋所有权证，据黄玉全说：“土改时，房屋换发新契时，我当时认为这间房屋不是我的，所以我不理睬，没有去办理房屋契证，因我考虑到自己每年还要交租给吴惠泰，所以我一贯都认为这房屋不是我自己的，房屋的砖是吴家的，我自己只有天面材料”。黄玉全卖该屋天面材料给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虽经所在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店方之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但黄玉全是背着吴家出卖的，吴家事前事后都对此提出异议。店方购买之后，至1980年因新宾镇房管部门停止办理私有房屋买卖产权转移手续，店方未能办理到房屋产权证，1980年房管部门恢复办理手续后，店方前往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由于吴家提出异议而不能办理，1983年11月2日店方持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3）南地法民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到宾阳县新宾地财处办理了该屋的所有权证。
以上仅就来函所提问题作补充调查报告。现随报告报上案卷三宗，请审查批示。
1985年1月4日


　　　　　　　　　由规范到思维：商法学研究的转向及其对商事审判的意义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述评

2013年10月12日至13日，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是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商法思维与商法实践，围绕商法思维与商法理论体系构建、商法思维与商事立法、商法思维与商事裁判、商法思维与商事法律解释四个议题进行研讨。本文拟就会议研讨情况作简要介绍，并据此就商事审判与商法思维的关系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关于商法思维的讨论

1.为什么要提出商法思维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王保树教授认为，我国虽然有商法，但对商法思维的研究和重视不够，主要体现为以民法思维认识商法问题较多，对商法思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不够。中国人民大学叶林教授认为，商法思维由法院在商事审判实践中首先提出，并成为商事审判的重要指引，学界有进一步加强商法思维的研究，并用以指导商事立法、商法学研究的必要。复旦大学胡鸿高教授则认为，提出商法思维，既有历史原因，即商法的法典化程度不高，需要进行法典解读；也有现实原因，如政治上官本位、经济上不公平竞争、社会文化上的重农抑商等。南京大学范建教授认为，商法思维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的实践问题，即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不独立和竞争的不公平问题；商事思维有利于解决企业的财产独立与人格独立，解决外力、公权力干预过多，缺乏平等的市场竞争问题。


2.关于商事思维的界定

王保树教授认为，商法思维主要是指商法领域的法律职业者（或法律人），包括商事立法者、法官、仲裁员、检察官、教授、律师的特定从业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者在从事商法职业的决策过程中按照商法的逻辑，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关注商人和商事交易的特殊性、尊重商人的营业自由、促进交易、方便交易、注意外观主义的适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企业的促成与企业的维持等。范建教授将商法思维的界定落脚于商事思维上，认为商事思维是运用商事思想处理商事活动的方法，是商事原则的思维出发点和归宿点。商事思维的核心是效益与安全，在立法上，既体现为对商事单行法的指引，也是未来制定《商事通则》的指引；在司法上，体现为尊重商人的自治、促进交易的实现、凸显表示主义的重要意义；在商事活动上，体现为促进商人守法经营和创新，规避社会风险。台湾大学王文宇教授提出“商法新思维”的概念，他认为，应当以商事合同作为建构商法新思维的起点，在商法缺乏明文规定时，法院固然可以考虑援用民法的规定，但如援用的结果与实际要求相违背，则应该回归商法的基本原则与法理，不拘泥于民法的规定；应充分尊重交易背后的经济逻辑与商业考虑，从合同解释的角度解决商事立法空白的问题。


3.关于商法思维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商法思维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私法思维，与公法思维相对应；二是特别法思维，即从商事交易、商事习惯，从商法的价值取向、理论体系出发认识商法问题，不应套用民法规范。商法思维在追求安全、效率的价值理念上决定了其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民法有关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划分已经不能适用商法，特别是金融法发展的实际，传统的民法思维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生活中的物权关系、财产关系的需要，无法解决现实生活实际。有学者则就商法思维和商人思维作出了进一步区分，认为商人思维是追求营利，商法思维的特点是效率、安全和公平，商法对商人行为的规制应放在安全上。商事思维是指营业的自由、效率，商法思维要确立商人的严格责任和商人的自我责任。在立法上，由前置审批转变为事后责任。商法体系的建设，应该淡化逻辑色彩，注重实用主义。商法研究的创新要注重实证研究，借鉴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而不限于逻辑演绎。有学者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提出商法思维不仅包括法律思维，还包括经济学的思维、市场经济的思维。有学者从部门法的角度，强调商法思维与刑法思维、经济法思维的差异性；还有的学者对商法思维进一步细分，提出公司法思维、票据法思维、保险法思维、海商法思维等。多数学者则是从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性来认识商事思维的内涵与特点，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商法学者不应过分强调商法思维的特殊性，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在基本原理上是相同的，所以商法思维只是基于商法裁判的思维，只在商事裁判中才有特殊性，其他应服从于共性。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是度的问题，还是质的问题。


4.关于商事思维的实践运用

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着眼于商法思维的实现途径，认为商法思维的核心是怎样通过立法、商事审判、司法解释解决商事纠纷，影响和引导经济活动，以及如何将抽象的商事思维体现在商事司法解释和商事审判中。比如对民间借贷案件，以民事合同的角度，还是商事交易的习惯去解决企业间的资金拆借效力问题。有学者提出，明确商事审判、商主体、商事合同的概念是讨论商法思维的基础，并分别从主体和行为的角度，提出了对民与商区分的概念。有学者强调，将商法思维理论贯彻到商事审判中，要进行类型化思考，比如商事侵权的类型化研究问题。另有学者指出，商法技术性强，故商事法官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还要有经济学方面、金融学方面的知识或者专业背景。兰州商学院任先行教授则强调，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大宪章，实践商法思维，要确立重商思维、商本位思维，并建立独立的商事司法体系，如商事法庭或商事法院。商法内容应该以买卖法为中心，加强金融立法、建立独立的商事担保制度、商事诉讼时效制度、商事责任制度。另有部分学者提出，要以商法思维指导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以及商事司法解释的制定。


二、商法思维的理论探讨之于商事审判的实践意义

本届商法学年会的主题以商法思维为重心，体现出商法学研究由商事单行法的规范性研究向商法抽象思维、商法分析方法的转向。虽然会上有个别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此类研究系空中楼阁，但从商事审判实践的角度来看，却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商法思维与商事审判理念的关系

学界所称的商法思维，既包括了商法的价值追求对商事立法的要求，也包括了对商法审判的指引。但从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来看，法官运用商法思维，则主要体现为商事审判理念，亦即以什么样的理念、规则、价值取向来指导商事审判实践。学界争论较多的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商事审判理念和民事审判理念的差异问题。


2.商事审判与商法的关系

在学理上，我国的商法学研究系以公司、证券、票据、保险、破产等传统的商事单行法、商事特别法为重心，对商事合同问题关注较少。而在人民法院的商事审判实践中，商事买卖、金融借贷等合同类案件却始终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由于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均适用合同法，因此，是否应在当事人的注意义务、损失赔偿范围、违约责任认定和违约金调整方面体现出二者的差异，就成为商法思维在商事合同案件审理中的重要体现。在年会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认识到，已有商法学研究对商事合同问题研究的疏漏，以及由此和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所审理的商事案件重心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偏差，并提出，商法学的研究应当由对特殊商行为、商事特别法的关注，转向对包括商事买卖在内的一般商行为、实质商法的关注。


3.商法思维在商事审判中的运用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商法思维在商事审判中的运用应当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商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区分，这是运用商事思维的前提。目前，民、商案件的区分标准是主体或案由，学界认为是商主体与商行为的区分标准问题，但二者均未能避免交叉混同。笔者建议客体标准，即以争议标的是否为资本为标准，商事买卖中的货物、金融借贷中的货币、公司诉讼中的股权、票据案件中的票据等，仅为资本的不同表现形式，为卖而买，以实现资本的增值，才是商的本质。二是商事审判理念在商事合同案件中的运用。在2013年9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指出，民事审判在价值追求上侧重于以人为本，体现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保护；商事审判则侧重于鼓励交易，增进财富，系以交易的安全和快捷为目的。因此，就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而言，二者在主体的交易能力、司法介入的着力点、对财产安全的保护重心、责任承担的依据和标准、损失补偿的内容与范围方面均有不同，故在个案的司法考量上，应当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三是运用商法思维进行法律解释。商事案件中的法律争议，主要源于商事单行法规定的不明，比如股权转让的模式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类推适用民法规范，如债权变动模式，还是物权变动模式，抑或是扬弃民法规范，采取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的思路，确立独立的股权变动模式。对此，学界和法院均尚未形成共识。会上，王文宇教授提出的商法新思维对此问题的解决富有启发，即对商法中的立法空白，可先类推适用民法规范中的类似制度，如类推结果违背商事交易的规律及商法的价值追求，则可根据商法的价值追求确立新的商法规范。对确无民法规范可直接援引或类推适用的商事交易，也不应当简单否定商事交易的效力，而是应当尊重商人的创新，从合同解释的角度，解决商事交易中的诉争。这样的思路，为解决商事审判中的让与担保、“商铺租赁权质押”等新类型担保的法律效力争议问题，也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思路。质言之，对商事案件中的争议问题，应当以合同解释为中心，以类推适用民法规范为一般路径，以商法的价值追求为据进行漏洞填补为补充，避免以民法思维和民法规范简单否定商事交易模式。

从规范到思维的转向，体现出商法学研究对商法价值追求在商法实践中运用的关注，而在今年9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奚晓明副院长提出的深化商事理念的要求，也体现出对商法思维的运用已经进入司法层面，二者可谓殊途同归。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商法理论与商事审判实务的互动必将共同推动商事审判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进步。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