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大力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工作的决定

上一篇: 劳动部关于劳动合同鉴证问题的通知
下一篇: 民政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2002年9月29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2年9月29日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0号公布）



第一条 为加强农作物种子管理，保证种子质量，维护农作物品种选育者和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作物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农作物种子，是指农作物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和根、茎、苗、芽、叶等。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作物种子工作，其所属的农作物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农作物种子管理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农作物种子管理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种子专项资金，用于扶持良种选育、试验和推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扶持种子产业的发展，鼓励和支持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生产、更新、推广工作，表彰和奖励在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第六条 省、市、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应当贮备一定数量的救灾备荒种子。贮备计划和贮备种子的动用，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地区行政公署批准。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由科研、教学、生产、推广、管理、使用等方面专业人员组成的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承担主要农作物品种的审定、认定工作。

主要农作物品种在推广应用前，应当通过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通过的新品种，由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颁发审定证书，并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后，方可在省内适宜的种植区域推广。

经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公告，相邻省审定通过的属于同一适宜种植区域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可以引种。

第八条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推广前，应当由培育者或者引种者进行试验，试验成功后方可推广。

非主要农作物种子销售前，应当将种子的来源、质量指标、特征特性、适宜种植区域及植物检疫等材料报经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从境外引进农作物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引种申报、审批、报检手续，并进行隔离检疫试种。

第十条 具有种子质量检验资质的机构，承担本行政区域内的种子质量检验工作，负责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安排的种子质量监督检验，受理委托检验。

第十一条 主要农作物的商品种子生产和农作物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其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分级审批发放。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和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实行自愿申请原则。

第十二条 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由直接组织种子生产的单位或者个人提出申请；委托农民或者其他经济组织生产的，由委托方提出申请。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经营者提出申请。

第十三条 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种子法》的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生产杂交种子的，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生产常规种子（含原种）和杂交亲本种子的，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

（二）具有种子检验用房50平方米以上，种子检验仪器设备达到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种子标准检验室条件；

（三）具有种子仓库、加工房和营业场所共300平方米以上；种子晒场500平方米以上或者种子烘干设备；

（四）具有种子检验员2名以上；熟悉种子生产技术的农业技术人员3名以上，其中具有农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1名以上。

第十四条 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生产许可证申请表；

（二）注册资本证明；

（三）种子晒场情况介绍或者种子烘干设备的照片及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四）种子检验室和种子检验仪器设备清单、照片及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五）种子仓库、加工房和营业场所的照片及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六）种子检验人员、种子生产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

（七）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的介绍材料、无检疫对象的证明；

（八）种子生产所在地出具的种子生产证明（含品种、面积）；

（九）申请生产品种的介绍；品种为授权品种的，应当提供品种权人同意的书面证明或者品种转让合同；属转基因品种的，应当提供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明；

（十）种子生产质量保证制度。

第十五条 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向生产、经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受理申请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对符合条件的，签署审核意见，上报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未通过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三）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发给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第十六条 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直接向生产、经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查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相应证件；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第十七条 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以外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应当符合《种子法》的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

（二）能够满足种子检验需要的检验室和必要的种子检验仪器设备；

（三）具有与种子经营相适应的种子加工设备；

（四）具有种子仓库、加工房和营业场所共100平方米以上；

（五）种子检验人员、贮藏保管人员各1名以上。

第十八条 申请领取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经营许可证，应当符合《种子法》的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

（二）具有种子检验用房50平方米以上，种子检验仪器设备达到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检验室条件；

（三）具有种子精选机、种子计量包装机、种子包衣机等种子加工设备各1台以上；

（四）具有种子仓库、加工房和营业场所共300平方米以上；

（五）种子检验人员2名以上，种子贮藏保管人员和种子加工技术人员各1名以上。

第十九条 申请领取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二）注册资本证明；

（三）种子检验室和种子检验仪器设备清单、照片及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四）种子加工设备的清单、照片及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五）种子仓库、加工房和营业场所的照片及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六）种子检验人员、贮藏保管人员、加工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

（七）属转基因品种的，应当提供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明。

第二十条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具有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委托代销种子的，应当持有关材料报经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对符合条件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材料之日起7日内予以备案登记，并发给备案登记证明；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答复并说明原因。

第二十一条 种子经营者按照第二十条的规定报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登记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固定经营场所的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

（二）营业执照；

（三）拟经营种子的品种介绍，包括品种的简要性状、主要栽培措施、适宜种植的区域等；

（四）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应当提供拟经营种子的品种、数量、来源及种子供应者的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受委托代销种子的，应当提供双方签订的代销协议书、委托方填写的委托书及委托方的种子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第二十二条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代销种子的种子经营者销售种子时，应当出示备案登记证明，并向购种者出具有效凭证。禁止再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代销种子。

种子经营者委托代销种子应当使用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委托书。

第二十三条 对具有特定的栽培、海拔、气候要求或者属特殊、专用用途的种子，种子经营者应当向使用者提供相应的栽培措施、使用条件和适宜种植区域的说明。

第二十四条 销售的农作物种子应当附有标签。属转基因品种的，应当依法标注。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经用种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种用标准农作物种子的，经营者应当在种子标签中注明种子的实际质量指标和使用方法。

第二十五条 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禁止无证或者超越许可证规定的范围生产、经营种子。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引种、推广，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的罚款，但最少不得低于1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出示备案登记证明销售种子的；

（二）未向购种者出具有效凭证的；

（三）再次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种子的；

（四）未向种子使用者提供相应的栽培措施、使用条件和适宜种植区域说明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

第二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对不具备条件的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核发或者越权核发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办理备案登记的，所核发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备案登记证明无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种子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三十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种子管理工作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与弊端
魏慧梅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这是劳动教养的立法本意和其特殊价值。早在一九五七年，国务院为把一些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目的，根据我国第一部宪法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的规定，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一九七九年，又对劳动教养的机构设置，劳教期限等问题作了补充规定。一九八二年，国务院又转发了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自一九五七年至今，我国用于调整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上述规定。四十多年来，劳动教养这个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用于解决一些特定人员劳动就业问题的行政强制措施，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劳动教养这一强制措施也逐步演变成为一种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处罚种类和与对罪犯进行强制劳动改造而相提并论的法律制裁，在其演变过程中，有关劳动教养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不断出台，并出现了相互冲突和与法律相抵触的现象，致使劳动教养在执行中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弊端，这与我国现阶段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各种法律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不相适应，与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极不合拍，有必要进行剖析与探讨。
一、立法上的矛盾
　　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是指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逮捕、拘禁，非法剥夺或者限制自由以及非法搜查身体。这是宪法赋予公民最起码、最基本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这是法律的专有原则，是宪法原则在行政处罚法中的具体体现，任何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都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该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还规定：“本法颁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修订完毕。”这是因为，在行政处罚法颁布前，涉及行政处罚的法规、规章数量相当多，有相当一部分法律规范与行政处罚的规定不一致，超过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设定权，或者有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原则和具体制度相冲突，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就必须对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在清理期间，必须执行行政处罚的程序等项规定。实践中，据以调整劳动教养制度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并未按上述要求进行修订或清理，至今仍在原文不动地被行政机关执行着，这显然违背了宪法和行政处罚法中关于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具体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适用对象上看，由于一些规范性文件不断地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扩充性的界定，使之适用范围越来越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的适用对象是四种人，即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其拒绝劳动者或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将其适用对象调整扩充为六种人。即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强奸、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除上述适用范围外，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七年间，公安部单独或与其它机关、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又陆续增加了对摘取节育环、非法姘居、赌博、倒卖票证等违法人员可以进行劳动教养的规定。这种法律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现象，显然违背了我国规章不得与法规相矛盾，法规不得与法律相冲突，而规范性文件更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法治统一原则。
　　第二，劳动教养除适用对象在不断扩充外，性质与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劳动教养的特殊作用在于解决一些特殊人员的就业问题，在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却废止了“安置就业”的提法，明确为“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公安部与其他机关、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劳动教养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进一步明确了劳动教养是介于刑罚与治安处罚之间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83)法研字第25号联合通知中规定，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或者借摘除节育环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的，可以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酌情予以行政拘留、罚款，或者收容劳动教养，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的财物及违法活动用具。(84)高检发(研)12号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集团的意见中规定，对流氓集团中罪行显著轻微或罪行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一般成员，不要逮捕，分别情况给予劳动教养或作不起诉、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等其他处理。上述规定充分说明了劳动教养的性质已由对特定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强制措施演变成了对违法行为人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严厉的行政处罚。
　　第三，从劳动教养的期限看，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这个期限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最低刑期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的治安拘留的最高期限极不协调。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刑法规定拘役的最低刑期为十五日，最高刑期为六个月，管制的刑期为二年以下三个月以上，若监内羁押，其折算刑期最高不能超过一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刑事拘留最长不能超过三十日。相比而言，劳动教养作为对尚不够刑事处罚人员的制裁程度比最长的治安拘留期限高出九十七倍，比刑事拘留和刑罚中的短期剥夺自由的管制与拘役更重，且没有缓刑的规定。以侵财案件为例，假如王某盗窃数额一千元，案发后能积极退赃，且认罪态度较好，按照刑法中关于盗窃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规定及目前掌握的盗窃数额较大的标准为八百元至一万元的规定，对王某的量刑最高也只能判处拘役并可处以缓刑。如果王某盗窃他人财产数额达七百元，按照河南省公安厅豫公(通)(1999)232号文件中一年内盗窃数额达六百元以上可审批劳动教养的规定，对王某的劳动教养期限最低也不能少于一年。笔者认为，这种名为行政强制措施的劳动教养与刑罚和治安处罚轻重上的严重失衡与错位，违背了错、罚相适应的法治原则，体现不了司法公正。
　　第四，从程序上看，《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没有程序上的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虽规定有一定的程序，但非常原则。如第十二条规定：“承办单位需查清事实，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做出劳动教养的决定，向本人和家属宣布决定劳动教养的根据和期限。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名”。这一规定，是目前行政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的主要操作规则，用这一规则与刑罚的适用相比较，没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经侦查、起诉和审判后才能交付执行的严格的司法程序，而且劳动教养决定一经作出立即交付执行。与治安处罚的适用相比较，没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的被处罚人在提供担保人或交纳担保金后可暂缓执行的程序规定，没有向被劳教人员送达劳动教养决定书的规定，更没有向被劳教人员告知复议权和起诉权的规定，这与行政处罚法所严格要求的具体处罚程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二、实践中的弊端
　　立法上存在矛盾，必然引起认识上的不同和执法上的混乱，在实践中出现种种弊端。
　　第一，复查不等于复议，不是劳动教养案件受理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不服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早已成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共识。但在法院是否能直接受理劳动教养案件的问题上，却始终存在着两种意见。反对意见认为，被劳动教养的人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不经复议，直接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其理论依据为《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主要事实不服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该条款中的复查就是复议，是起诉前的必经程序。笔者认为，这样理解行政复议的内涵，未免过于牵强。因为，对该规定不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其立法本意上，都不能把复查理解为劳动教养案件受理的复议前置程序。理由为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二条，对复议前置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即“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法应当先申请复议的，当事人未申请复议就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充分说明，行政复议是否是行政案件受理前的必经程序，要依据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才能界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只要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以内的行政案件，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起诉且又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就劳动教养案件来说，直到目前为止，劳动教养的所有依据都没有关于复议的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所涉及的内容也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问题，是对审批机关的义务规定。并没有涉及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论是行政复议条例还是刚颁布实施的行政复议法，其中规定的复议是由上一级主管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组织复议，而不是由作出处罚或处理的机关组织复议。所以，将“复查”理解为复议并在具体案件中以《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依据，把“复查”作为劳动教养案件受理前的必经程序，没有法律和法规依据。在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以法院不能受理为由，不向法院提供证据，不作必要的配合，实质上是对当事人诉权的变相剥夺，对法院审理劳动教养案件进行刁难。笔者近期曾接触过两个劳教所的管理人员，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如果被劳教人员知道能提起诉讼，有一半人员会走这条路”。当然，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劳动教养决定不服，可以选择复议，但可以选择不等于必须选择，先申请复议再提起诉讼或者直接提起诉讼，都是当事人的权利。有的行政机关为了规避行政诉讼，不向当事人交代诉权，有的对当事人提出的复议申请不及时复议，延误了当事人的起诉期限。例如，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七日，某公安机关以六十九岁的李×寻衅滋事为由将其关押，七月十七日，劳教委员会对其作出劳动教养二年的决定，并将李×从拘留所转入劳教所执行劳教，李七月十九日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在复议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也未告知当事人延长复议期限，李×向法院起诉时，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近四个月。上述案例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等到复议期满或复议决定作出后当事人再起诉，加上法院审理的时间，就是原告胜诉，也已被劳动教养半年有余，再予纠正已时过境迁。这种做法直接侵犯了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权，有损法律的尊严和法律的正确实施，如果当事人再提起赔偿诉讼，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利益。
　　第二，实体规定不具体，导致错案不断发生。由于关于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在实体问题上规定的过于笼统，使行政机关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难以把握尺度。如劳教期限为一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具备什么样的违法情节应劳教一年，具备什么样的违法情节应劳教三年，延长一年的必备要件又是什么，均没规定，全由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去自由裁量。在严打中，有时因片面强调加大劳教力度而忽略了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本意和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一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为凑够任务数，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主观随意性较强，对应治安处罚的给予了劳动教养，应劳动教养一年的给予劳动教养三年，造成一些劳动教养案件出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畸轻畸重的实体错误，严重影响了案件质量。有的被劳动教养人员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又因局限于只有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才能予以变更的规定，对劳动教养这一名为强制措施的案件，无论是显失公正还是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一律采用撤销的判决方式，致使行政机关的胜诉率很低(99年自八月至年底，我院共受理劳动教养行政案件7起，判决结果均是撤销劳动教养决定，无一起提起上诉)。如刘××不服劳动教养案，刘××与其妻下岗后在自己家附近开一面条店，一天中午，刘听其妻讲一外地人高××在自己店铺斜对面开一面条店后，因怕影响自己的生意，即找到另一家卖面条的朱××，二人一起到高××店内，刘讲：“机器别装啦，装也干不成，这条街上都是下岗职工，轧面条的生意也不好”。朱也说几句高在这干不成的话后，二人离去，当晚，刘之妻把与其同住一个家属院的高××的房东叫到自己家中，朱、刘与房东商量，各出一百元作为房租给房东，要求房东把高××撵走，房东因与高签了三年合同而未同意刘、朱的意见。据此，办案机关以寻衅滋事为由对刘呈报劳教三年，劳教委员会审查后，作出对刘××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刘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以刘不符合劳教条件为由撤销劳动教养决定。再如，王××在为一集贸市场打扫卫生期间，未经批准擅自向每个摊位收取二角或五角的管理费，被公安人员发现后，先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王治安拘留十五天，期满后又以寻衅滋事为由呈请劳教委员会批准，对王劳动教养一年。王起起诉后，法院的判决结果自然还是撤销劳动教养决定。
　　第三，劳动教养的构成要件与治安处罚的构成要件相重复，有悖于公正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违法行为与处罚幅度相适应，刑罚中的罪、刑相适应，治安处罚中的错、罚相适应，都是同一道理，这是体现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点。但是，在劳动教养制度中却存在着不能“对号入座”的情况，经核对，劳动教养的违法构成要件与治安处罚的违法构成要件有十多处相重复，这意味着，同一个违法行为有两个处罚规则和处罚座标。比如，依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可予以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劳动教养。而依照《治安处罚条例》的规定，结伙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只能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又如，依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只要有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行为之一，不论情节轻重，后果如何，均可予以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劳动教养。而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有扰乱机关、团体、企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够刑事处罚的方能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同一个违法行为，在处罚时由于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处罚结果截然不同，这是不符合司法公正原则的。第四，劳动教养委员会既有名无实，又不符合法定原则。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在《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劳动教养机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建立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劳动教养机关的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领导和管理。上述规定，既明确了劳动教养机关是一个独立的执法机构，同时又明确了这个机构有名无权。这在建国初期我国的执法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设置这样的机构，是可行的。到一九七九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已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各类法律也相继出台，各个职能部门的职与责亦趋于统一，国务院在《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中又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的工作”。由此，劳动教养机关由原来的独立执法机构改变成为劳教委员会这一集体执法机构，并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有名有实。但在实际执行中，劳教委员会早就形同虚设，有名无实，其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审批和管理，均由公安机关独家行使，在作出劳动教养决定和参与行政诉讼时，又以劳教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和应诉。一九九六年，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为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治理行政处罚中存在的“乱”、“滥”及程序不统一等问题，我国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该法第十六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是法律授予公安机关的专属处罚权，其它行政机关均不能行使。因此，以劳教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劳动教养决定，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定原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劳动教养这种在建国初期我国各种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为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形式的发展而产生的法律制度，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已不能适应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特别是随着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公民的法律意识已经逐步确立并增强，法律已成为人们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法行政。况且，在限制人身自由及剥夺人身自由的罚则问题上，我国现行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相互衔接的比较严谨，符合宪法原则及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因此，设立于二者之间的劳动教养制度这个特殊的层次应当废止了。
　　
　　(作者单位：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全文检索






《法律适用》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Copyright 2000,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