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向境外客商让售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的暂行规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3 10:22:33 浏览:9711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向境外客商让售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的暂行规定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向境外客商让售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的暂行规定
福建省政府
规定
第一条 为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加快福建省改革和开放的步伐，促进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以下简称小企业）的产权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结合福建省情况，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凡福建省所属市、县向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以下简称境外客商）让售小企业的，均应按本暂行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暂行规定的让售（或称出让、转让、拍卖），是指对小企业生产区内的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水电设施等资产所有权和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实行有偿转让；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有期限出让。
第四条 凡不属国家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范围和城镇建设规划征地拆迁范围之内，产权明确、完整的小企业，均可按本暂行规定，向境外客商公开让售。
第五条 向境外客商让售小企业，应按企业隶属关系，由主管部门报当地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六条 向境外客商让售小企业，采用公开招标形式，也可以由买卖双方进行协商洽谈。
第七条 境外客商需购买让售的小企业，应先向当地人民政府提交申请书和有关资信证明。当地人民政府认可后，卖方即应向境外客商提供小企业的有关资料，并准其进行实地考察。
第八条 各市、县人民政府应授权有关部门代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小企业让售的具体工作。包括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对外公开招标或进行让售洽谈；以及与购买者签订让售合同等。
第九条 让售小企业的固定资产要重新作价；其土地使用权出让，应按国家和本省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和转让的有关办法、规定办理；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的转让，也可以在让售成交之后，由买卖双方另行协商定价。
第十条 小企业让售成交价应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外币。境外客商购买小企业，应以外币（包括美元、英磅、日元、港币等中国银行可兑换的货币）交付价款。
第十一条 境外客商购买小企业，应一次付清价款。经卖方同意，也可以分期付款，但应经具有经济偿还能力的其他境外客商担保。分期付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欠交部分可收取一定利息。
第十二条 小企业让售成交时，买卖双方应签订小企业让售合同，并与当地土地管理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上述合同应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
第十三条 境外客商购买小企业后，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和本省有关规定向经贸部门申请设立外资企业。
第十四条 境外客商购买的小企业，其产权的变更、土地使用权有效期限内的转让或抵押等，均按国家、本省有关外资企业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五条 境外客商购得小企业后，可按需要择优聘用原企业职工和管理人员，未被聘用的原企业人员，由当地劳动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妥善安排，当地人民政府应积极协助做好调剂工作。
第十六条 让售小企业的收入，应先提取各项必需的职工安置费用、偿还欠交的国家税利和银行欠款等债务，其余部分上交同级财政，专项用于其他企业的技术改造。
第十七条 本暂行规定由省经委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暂行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1988年7月7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浅议刑事审判中的情与法
——从几则案例说开去
“法不外乎人情”这句古谚既凸显了法与情之间的交织关系，也反映出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时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既要尊崇法律的规定，但是又不可机械式地适用法律，要考量案件中与法条中所隐含的情理。因为法与情理确始终相伴相生，离开了情理的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使在西方崇尚法律至上的国家，情也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法。当然，也有法学理论家宣扬一种法与情完全脱离的理论——恶法亦法，但这终究只是一家只谈，也未成为影响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主流思想。此外，从法的渊源来看，法与情也是紧密相连的，早期的法是起源于道德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光靠道德是无法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此时法便应运而生。法和道德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共同调整着社会关系，但是在某个范围内也会出现交集，这时就会出现究竟适用法抑或道德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困惑。当这种困惑出现在刑事审判实践，就需要法官在法与情之间做出权衡。当然，法官在做出权衡时要本着最基本的良知，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
一、现象：审判实际中的情法冲突
案例一：范某无照驾驶重型装载机在一在建内环快速路上运送建筑材料，行驶至该路段k2+250处时，因不当操作遮挡了视线，忽视行车安全，不慎将唐某撞倒并碾压，造成其当场死亡。案发时该快速路并未投入使用，但已经有行人或者摩托车在通行。案发后范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诉机关以范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并未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
案例二：文某发现其所在村的山上有一棵兰花楹树，便以购买小叶香樟树为幌子(小叶香樟树不值钱，且山上到处都有)，前去和村书记罗某商量，要在山上挖棵小叶香樟树（树的大小和具体位置文某辩解说都跟书记说明了）。文某在未按购买树木的正规程序通知相关责任人到场德情况下，私自将山上的兰花楹树挖走并出售，获赃款13000元。经鉴定，该树价值人民币8万元。案发后文某已经将所获的赃款退回，兰花楹树也已移植回该村山上并已成活。公诉机关据此以文某犯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三：今年48岁的张某（老家在农村）2011年经熟人介绍来到郑州苏先生家做保姆。同年12月2日下午，因抱怨苏先生拖欠工资，便将苏先生放在鞋柜上一部VERTUS手机（诺基亚一款奢侈品手机）藏在厨房里，次日趁人不备时将该手机埋在萝卜坑里。苏先生发现手机不见了就报警，民警查看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在萝卜坑里找到了手机。经鉴定该手机价值6万元。公诉机关以张某犯盗窃罪提起了公诉。
案例四：2003年8月7日凌晨，四名农民工进入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偷摘了47斤科研用葡萄。这些葡萄是该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当时正处于对比试验阶段，此举令其中的20株试验链中断。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其直接经济损失为11220元。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于9月12日对其中三名农民工执行了逮捕。后对葡萄价值按照“市场法”进行了重新鉴定，其价值为376元。2005年2月21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三名民工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上述案例中，案例一的被告人范某显然不能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即使范某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驾车行驶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也未必有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罚重。案例二、三、四反映出来的现象是一致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若是单纯地查清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考虑任何情理因素的话，从形式上看案件的处理结果是
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处理结果能否体现公平正义，能否符合刑法本来的精神和理念，则值得人好好反思。
二、问题：违背法的基本精神与减损司法公信
在上述案例中，法官如果完全按照刑法法条的规定依葫芦画瓢，有可能产生如下问题：
第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一般认为，罪行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案例一，范某过失致人死亡的罪行显然要比一般的交通肇事的要轻，因为交通肇事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害的客体是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针对是个人。按照刑罚相适应原则来推理，过失致人死亡罪在相当的情节、性质及危害后果的情况下，量刑肯定要轻些。但是如果单单从刑法条文去操作的话，案例一出现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第二则是降低了裁判的可接受性。俗话说，“到法院打官司就是要讨一个公道”，所以法院针对具体个案“怎么说理”以及“说理的好与差”便成为社会公众是否接受和认可法院裁判的关键。虽然法官进行裁判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裁判结果并不一定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因为他们不是法律职业者，其对法律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像法官那样理性地看待裁判结果，其更多的是夹杂着个人情感，且这种情感还或多或少的带着同情弱者的成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情感的对错，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在影响着裁判的可接受性。就像案例二、三、四的情形，如果法官完全摈弃情理上的因素，照法裁判，估计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那样的裁判结果的，因为在公众眼里，他们并不太理解和认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程度，他们只是从情理上去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有多严重，该受怎样的刑罚。所以，为了让裁判更容易被接受，法官需要在个案裁判中考虑一定的情理成分，但是该如何去把握情理的分量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则是会损害司法权威，减损司法公信。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因为法院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个案审判明晰对与错、是与非，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法院在个案审判中的说理与裁判结果若是十分偏离公众的司法预期，则会导致公众对裁判的接受性低，进而降低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信服力，损害司法公信。
三、原因：法的滞后性和情的合理性
（一）法的滞后性，使其难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总是具有滞后性，法一经立法机关制定以后，就已经落后了社会形势。换句话说，法一产生就已过时，刑法规范也不例外。针对法的这种滞后性，不同法系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遵循英美法传统的国家采取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成文法进行解释，而不让法官在个案审判中“造”法。由于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其适用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可能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遵循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 固然是最理想的，但那是不现实的，刑法的滞后性使得其需要解释，而即使有了解释，也不能完全地规避其滞后性。
刑法解释并不能解决当法官在面临一个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新型案件时该如何处理的难题，因为刑法解释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任意地进行解释，只能就刑法规定不明确的和实践中如何适用进行解释，而且解释的主体也是明确了。所以，如果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只是死守着法律条文或者法律解释，法官照样会感觉无所适从。在这样一个提倡法律至上的社会，法的作用有时候被过度地神圣化，好像所有的事情离开了法律都是不合理的，殊不知，过度地依赖法律条文，恰恰显现出法律在某个方面的苍白无力。崇尚法律固然是好事，但是也清楚法律有其自身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这就需要作为法的执行者——法官在实践中把握情理的作用。
回到先前的那几个案例，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又规定了几种不需要数额标准的盗窃罪情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就一般的盗窃罪，被侵害财产的价值是相对确定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一财产在不同的时期、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比如案例二中的兰花楹树，如果只是按照木材使用的功效来计算，它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的价值，但是，由于该树稀有，且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使得该树价值倍增；案例三、四中的奢侈手机、天价葡萄也是一样的，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价值就那么点，但是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具有另一种让常人匪夷所思的高额价值，且这种价值的存在是合法的。面对这种情况，刑法和相关的解释并没有告诉法官该如何去取舍，因为刑法的制定者在制定该法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如今的情形。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让法官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情理去作出裁判。
（二）情的合理性使其在法官裁判时占有一席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情有很多种，当一种情升华到理的程度，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自觉地调整着社会关系。而所谓的“情理”，指的是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它是大多数地方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并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且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各方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情理，虽有差异但共同的指向应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故而，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时便考虑了相当的因素，如刑事司法中的酌情制度。
此外，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在裁断案件时也无法全然跳脱出情理。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采用的是自由心证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判权（discretion）。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自由裁量权，指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 同时，法律语言含义的多样性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法律规定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则释“法”说“理”，使裁判的结果符合公众的通常理性，不能与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过于偏离，进而达到情理法相统一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结论：刑事审判中要情法兼顾
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法院作出的裁判直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所以不能一味的只是考虑法律框架内的因素，应该要适当注意情理上的因素。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2012年5月30日青海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以及相关服务和行政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应当实施科教兴青、人才强省战略，坚持绿色引领、开放创新、重点跨越、能力突破、促进转化的指导方针，构建具有本省特色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推进创新型青海建设。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点领域，优化配置科学技术资源，发挥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健全科学技术进步工作机构，建立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协调机制。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全省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研究提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制定实施科学技术专项计划，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科学技术进步考核。
州（市、地）、县（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第六条 完善科学技术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规范的咨询和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重大决策、确定科学技术的重大项目以及与科学技术密切联系的重大项目时，应当进行科学论证。
第七条 鼓励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积极参与、支持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弘扬崇尚科学、尊重人才、敢于创新、开放包容的社会风尚，激励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鼓励和引导省内外组织或者个人设立科学技术奖项，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科普设施和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力度，加快科普人才队伍培养，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有条件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企业应当向公众开放普及科学技术的场馆或者设施，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活动。
第二章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科学技术应用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促进民生等重点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快自主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应用推广，提升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十一条 鼓励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事业组织建设重点实验室、科技研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促进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的应用转化。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提高基础设施配套和管理服务水平。
国家和省确定的开发区、实验区、示范区、试验区，应当建设具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或者示范基地，为重点产业和区域优势产业集群的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提供科技支撑，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自主创新，促进专利创造、运用和产业化发展。
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为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事业组织和科学技术人员提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咨询、维权、培训、融资以及专利申请、评估、保护等服务。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和科学技术人员创办从事技术评估、技术经纪、技术咨询等活动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规范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行为，提高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资源共享等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开展科学技术活动提供服务。
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事业组织参与建设科学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利用财政性资金和国有资本建设的科技创新基地和科研基础设施资源的开放共享机制。科技创新基地和科研基础设施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社会开放。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国家和省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化以及其他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应用活动。
第三章 企业技术进步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企业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和发展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认定制度，并对认定企业实施动态管理。
依法认定的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
第二十条 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投入，自主确立研究开发课题，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相关规定加计扣除。企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仪器、设备按照有关规定加速折旧。
投资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按照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税务部门对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项目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企业提供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的鉴定意见书，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
第二十一条 鼓励企业根据国家和省有关产业政策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并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利用财政性资金和国有资本引进重大技术、装备项目的，应当制定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方案，报请相关部门核准后实施。相关部门和企业应当保障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经费。
第二十二条 鼓励企业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采取联合开发、委托开发、共建经济实体、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形式，提高产学研结合组织化程度，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鼓励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参与产学研合作。
第二十三条 鼓励企业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培训机构通过联合建立实习、实训基地等方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鼓励支持企业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共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第二十四条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职工培训制度，提高职工技能和科学文化素质，重视发挥企业科学技术协会、职工技术协会作用，鼓励职工发明创造、技术攻关、技术创新以及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
第二十五条 鼓励企业加大科学技术投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鼓励企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科技成果折股、知识产权入股、科技成果收益分成、股权奖励、股权出售等方式，对经营管理人员和科学技术人员予以激励，促进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当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产业政策，鼓励支持企业运用高新技术进行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提高产品附加值，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
第二十七条 国有企业应当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中起示范引领作用。国有企业负责人对企业的技术进步负责，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创新能力建设和创新成效等情况纳入企业负责人考核的范围。
第四章 农牧业技术进步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动农牧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牧业。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牧业和农村牧区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县、乡（镇）、村科学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开展农牧业技术普及和推广工作，培育农牧业科学技术技能型、创业型人才和高素质农村劳动者，促进新农村建设。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农牧业技术开发机构、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农牧业科学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新型农牧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
鼓励和引导农牧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农牧院校、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科学技术人员为农牧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提供服务。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农村牧区科学技术特派员制度，完善科学技术特派员与农牧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为乡（镇）、村和农牧民提供科学技术服务，促进农牧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农牧业技术开发机构、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对农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开展生物技术、良种培育、生态保护、农业节水、农机装备、疫病防控、防灾减灾等技术创新、推广活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支持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建设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基地，推广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农牧、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给予指导和帮助。
第三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牧业科学技术示范乡（镇）、示范村、示范户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支持具有本地特色的农牧业科学技术园区建设。农牧业科学技术园区应当向农牧民推广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第五章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布局和功能定位，加强从事基础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三十六条 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有权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平等竞争和参与实施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项目。
社会力量设立的非营利性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转制为企业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
第三十七条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有研究开发、经费使用、机构设置、人员聘用等方面的自主权。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取得的收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服务。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科学技术人才发展规划，建立培养和引进科学技术人员的政策支持体系，围绕本地区优先发展的重点学科、重点产业和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培养和引进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学科带头人以及在基层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鼓励国内外科学技术人员以合作研究、学术交流、技术培训以及工作任职、兼职等形式来本省服务。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保障科学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改善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省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基层科学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审制度，对长期在基层或者艰苦地区以及恶劣、危险环境中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在职称评审时适当放宽条件；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贴，并提供相应的职业健康卫生保护。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人员服务基层、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
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和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选派科学技术人员到基层和企业挂职、兼职，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活动。
科学技术人员在选派到基层和企业工作期间，工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晋升、职位和福利与原单位在职人员同等对待；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优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第四十一条 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技术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取得的成绩，应当作为科学技术人员评定职称和晋升考核的重要依据；对成绩突出的，应当破格评聘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第四十二条 鼓励科学技术人员创办、领办企业。科学技术人员创办、领办科技型企业的，所在单位按照约定为其提供科研实验条件。
参与创办、领办科技型企业的科学技术人员享受国家和省的优惠待遇。
第四十三条 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各类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管理机构，应当为参与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建立学术诚信档案。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应当为本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建立学术诚信档案。
第四十四条 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原始记录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然不能完成该项目的，不影响其继续申请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投入、企业投入、社会投入、引进外资等相结合的多渠道科学技术投入体系，完善科学技术投融资平台，逐步提高科学技术经费投入总体水平。
鼓励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捐赠款物，支持科学技术进步活动。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提高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总体水平，保证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增长幅度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到“十二五”末，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本省财政“十二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此后应当逐年增长。
第四十七条 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主要用于下列事项的投入：
（一）科学技术计划确定的科技项目；
（二）建设科学技术基础设施、购置科学技术仪器设备以及建立完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公共服务平台；
（三）公益性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和重大科学技术攻关项目；
（四）农牧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农牧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五）科学技术人员培养；
（六）科学技术普及；
（七）其他与国家和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进步活动。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以下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基金：
（一）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二）专利成果转化基金，支持本省支柱产业和重点领域重大发明专利的产业化；
（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用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发展；
（四）农牧业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农牧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学技术研究和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五）根据需要设立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其他专项基金。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科学技术资源调查，建立科学技术资源信息系统，完善科学技术资源共享机制，促进科学技术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五十条 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搭建多种形式的科学技术金融合作平台，在其业务范围内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创新项目给予利率优惠。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贴息、知识产权质押等措施，加大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广、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高新技术出口等项目的信贷支持。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科技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部门建立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和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基金的使用办法，完善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申报、专家评审、立项、中期评估和项目验收等管理制度，提高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和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基金的使用效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科技等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和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基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虚报、冒领、贪污、挪用、截留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和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基金。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三条 科技、税务等相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不予认定的；
（二）泄露申报认定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有关资料信息并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三）未按规定提供有关查询、指导等服务的；
（四）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未落实相关优惠待遇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科学技术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外，由有关单位记入诚信档案，自该行为被记入档案之日起三年内取消申报科学技术项目或者科学技术奖励的资格：
（一）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定、重大项目咨询论证或者科学技术项目实施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二）剽窃、篡改、假冒他人知识产权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的；
（三）骗取科学技术项目立项和经费的；
（四）泄露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2年8月1日起施行。1997年11月22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从几则案例说开去
“法不外乎人情”这句古谚既凸显了法与情之间的交织关系，也反映出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时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既要尊崇法律的规定，但是又不可机械式地适用法律，要考量案件中与法条中所隐含的情理。因为法与情理确始终相伴相生，离开了情理的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使在西方崇尚法律至上的国家，情也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法。当然，也有法学理论家宣扬一种法与情完全脱离的理论——恶法亦法，但这终究只是一家只谈，也未成为影响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主流思想。此外，从法的渊源来看，法与情也是紧密相连的，早期的法是起源于道德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光靠道德是无法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此时法便应运而生。法和道德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共同调整着社会关系，但是在某个范围内也会出现交集，这时就会出现究竟适用法抑或道德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困惑。当这种困惑出现在刑事审判实践，就需要法官在法与情之间做出权衡。当然，法官在做出权衡时要本着最基本的良知，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
一、现象：审判实际中的情法冲突
案例一：范某无照驾驶重型装载机在一在建内环快速路上运送建筑材料，行驶至该路段k2+250处时，因不当操作遮挡了视线，忽视行车安全，不慎将唐某撞倒并碾压，造成其当场死亡。案发时该快速路并未投入使用，但已经有行人或者摩托车在通行。案发后范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诉机关以范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并未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
案例二：文某发现其所在村的山上有一棵兰花楹树，便以购买小叶香樟树为幌子(小叶香樟树不值钱，且山上到处都有)，前去和村书记罗某商量，要在山上挖棵小叶香樟树（树的大小和具体位置文某辩解说都跟书记说明了）。文某在未按购买树木的正规程序通知相关责任人到场德情况下，私自将山上的兰花楹树挖走并出售，获赃款13000元。经鉴定，该树价值人民币8万元。案发后文某已经将所获的赃款退回，兰花楹树也已移植回该村山上并已成活。公诉机关据此以文某犯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三：今年48岁的张某（老家在农村）2011年经熟人介绍来到郑州苏先生家做保姆。同年12月2日下午，因抱怨苏先生拖欠工资，便将苏先生放在鞋柜上一部VERTUS手机（诺基亚一款奢侈品手机）藏在厨房里，次日趁人不备时将该手机埋在萝卜坑里。苏先生发现手机不见了就报警，民警查看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在萝卜坑里找到了手机。经鉴定该手机价值6万元。公诉机关以张某犯盗窃罪提起了公诉。
案例四：2003年8月7日凌晨，四名农民工进入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偷摘了47斤科研用葡萄。这些葡萄是该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当时正处于对比试验阶段，此举令其中的20株试验链中断。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其直接经济损失为11220元。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于9月12日对其中三名农民工执行了逮捕。后对葡萄价值按照“市场法”进行了重新鉴定，其价值为376元。2005年2月21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三名民工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上述案例中，案例一的被告人范某显然不能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即使范某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驾车行驶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也未必有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罚重。案例二、三、四反映出来的现象是一致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若是单纯地查清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考虑任何情理因素的话，从形式上看案件的处理结果是
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处理结果能否体现公平正义，能否符合刑法本来的精神和理念，则值得人好好反思。
二、问题：违背法的基本精神与减损司法公信
在上述案例中，法官如果完全按照刑法法条的规定依葫芦画瓢，有可能产生如下问题：
第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一般认为，罪行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案例一，范某过失致人死亡的罪行显然要比一般的交通肇事的要轻，因为交通肇事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害的客体是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针对是个人。按照刑罚相适应原则来推理，过失致人死亡罪在相当的情节、性质及危害后果的情况下，量刑肯定要轻些。但是如果单单从刑法条文去操作的话，案例一出现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第二则是降低了裁判的可接受性。俗话说，“到法院打官司就是要讨一个公道”，所以法院针对具体个案“怎么说理”以及“说理的好与差”便成为社会公众是否接受和认可法院裁判的关键。虽然法官进行裁判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裁判结果并不一定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因为他们不是法律职业者，其对法律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像法官那样理性地看待裁判结果，其更多的是夹杂着个人情感，且这种情感还或多或少的带着同情弱者的成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情感的对错，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在影响着裁判的可接受性。就像案例二、三、四的情形，如果法官完全摈弃情理上的因素，照法裁判，估计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那样的裁判结果的，因为在公众眼里，他们并不太理解和认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程度，他们只是从情理上去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有多严重，该受怎样的刑罚。所以，为了让裁判更容易被接受，法官需要在个案裁判中考虑一定的情理成分，但是该如何去把握情理的分量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则是会损害司法权威，减损司法公信。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因为法院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个案审判明晰对与错、是与非，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法院在个案审判中的说理与裁判结果若是十分偏离公众的司法预期，则会导致公众对裁判的接受性低，进而降低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信服力，损害司法公信。
三、原因：法的滞后性和情的合理性
（一）法的滞后性，使其难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总是具有滞后性，法一经立法机关制定以后，就已经落后了社会形势。换句话说，法一产生就已过时，刑法规范也不例外。针对法的这种滞后性，不同法系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遵循英美法传统的国家采取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成文法进行解释，而不让法官在个案审判中“造”法。由于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其适用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可能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遵循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 固然是最理想的，但那是不现实的，刑法的滞后性使得其需要解释，而即使有了解释，也不能完全地规避其滞后性。
刑法解释并不能解决当法官在面临一个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新型案件时该如何处理的难题，因为刑法解释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任意地进行解释，只能就刑法规定不明确的和实践中如何适用进行解释，而且解释的主体也是明确了。所以，如果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只是死守着法律条文或者法律解释，法官照样会感觉无所适从。在这样一个提倡法律至上的社会，法的作用有时候被过度地神圣化，好像所有的事情离开了法律都是不合理的，殊不知，过度地依赖法律条文，恰恰显现出法律在某个方面的苍白无力。崇尚法律固然是好事，但是也清楚法律有其自身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这就需要作为法的执行者——法官在实践中把握情理的作用。
回到先前的那几个案例，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又规定了几种不需要数额标准的盗窃罪情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就一般的盗窃罪，被侵害财产的价值是相对确定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一财产在不同的时期、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比如案例二中的兰花楹树，如果只是按照木材使用的功效来计算，它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的价值，但是，由于该树稀有，且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使得该树价值倍增；案例三、四中的奢侈手机、天价葡萄也是一样的，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价值就那么点，但是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具有另一种让常人匪夷所思的高额价值，且这种价值的存在是合法的。面对这种情况，刑法和相关的解释并没有告诉法官该如何去取舍，因为刑法的制定者在制定该法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如今的情形。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让法官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情理去作出裁判。
（二）情的合理性使其在法官裁判时占有一席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情有很多种，当一种情升华到理的程度，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自觉地调整着社会关系。而所谓的“情理”，指的是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它是大多数地方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并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且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各方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情理，虽有差异但共同的指向应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故而，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时便考虑了相当的因素，如刑事司法中的酌情制度。
此外，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在裁断案件时也无法全然跳脱出情理。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采用的是自由心证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判权（discretion）。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自由裁量权，指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 同时，法律语言含义的多样性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法律规定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则释“法”说“理”，使裁判的结果符合公众的通常理性，不能与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过于偏离，进而达到情理法相统一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结论：刑事审判中要情法兼顾
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法院作出的裁判直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所以不能一味的只是考虑法律框架内的因素，应该要适当注意情理上的因素。
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青海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2012年5月30日青海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以及相关服务和行政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应当实施科教兴青、人才强省战略，坚持绿色引领、开放创新、重点跨越、能力突破、促进转化的指导方针，构建具有本省特色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推进创新型青海建设。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点领域，优化配置科学技术资源，发挥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健全科学技术进步工作机构，建立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协调机制。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全省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研究提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制定实施科学技术专项计划，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科学技术进步考核。
州（市、地）、县（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第六条 完善科学技术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规范的咨询和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重大决策、确定科学技术的重大项目以及与科学技术密切联系的重大项目时，应当进行科学论证。
第七条 鼓励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积极参与、支持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弘扬崇尚科学、尊重人才、敢于创新、开放包容的社会风尚，激励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鼓励和引导省内外组织或者个人设立科学技术奖项，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科普设施和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力度，加快科普人才队伍培养，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有条件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企业应当向公众开放普及科学技术的场馆或者设施，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活动。
第二章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科学技术应用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促进民生等重点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快自主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应用推广，提升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十一条 鼓励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事业组织建设重点实验室、科技研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促进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的应用转化。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提高基础设施配套和管理服务水平。
国家和省确定的开发区、实验区、示范区、试验区，应当建设具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或者示范基地，为重点产业和区域优势产业集群的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提供科技支撑，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自主创新，促进专利创造、运用和产业化发展。
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为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事业组织和科学技术人员提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咨询、维权、培训、融资以及专利申请、评估、保护等服务。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和科学技术人员创办从事技术评估、技术经纪、技术咨询等活动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规范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行为，提高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资源共享等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开展科学技术活动提供服务。
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事业组织参与建设科学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利用财政性资金和国有资本建设的科技创新基地和科研基础设施资源的开放共享机制。科技创新基地和科研基础设施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社会开放。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落实国家和省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化以及其他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应用活动。
第三章 企业技术进步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企业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和发展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认定制度，并对认定企业实施动态管理。
依法认定的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
第二十条 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投入，自主确立研究开发课题，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相关规定加计扣除。企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仪器、设备按照有关规定加速折旧。
投资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按照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税务部门对企业申报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项目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企业提供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的鉴定意见书，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
第二十一条 鼓励企业根据国家和省有关产业政策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并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利用财政性资金和国有资本引进重大技术、装备项目的，应当制定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方案，报请相关部门核准后实施。相关部门和企业应当保障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经费。
第二十二条 鼓励企业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采取联合开发、委托开发、共建经济实体、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形式，提高产学研结合组织化程度，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鼓励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参与产学研合作。
第二十三条 鼓励企业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培训机构通过联合建立实习、实训基地等方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鼓励支持企业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共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第二十四条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职工培训制度，提高职工技能和科学文化素质，重视发挥企业科学技术协会、职工技术协会作用，鼓励职工发明创造、技术攻关、技术创新以及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
第二十五条 鼓励企业加大科学技术投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鼓励企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科技成果折股、知识产权入股、科技成果收益分成、股权奖励、股权出售等方式，对经营管理人员和科学技术人员予以激励，促进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当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产业政策，鼓励支持企业运用高新技术进行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提高产品附加值，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
第二十七条 国有企业应当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中起示范引领作用。国有企业负责人对企业的技术进步负责，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创新能力建设和创新成效等情况纳入企业负责人考核的范围。
第四章 农牧业技术进步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动农牧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牧业。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牧业和农村牧区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县、乡（镇）、村科学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开展农牧业技术普及和推广工作，培育农牧业科学技术技能型、创业型人才和高素质农村劳动者，促进新农村建设。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农牧业技术开发机构、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农牧业科学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新型农牧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
鼓励和引导农牧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农牧院校、企业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科学技术人员为农牧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提供服务。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农村牧区科学技术特派员制度，完善科学技术特派员与农牧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为乡（镇）、村和农牧民提供科学技术服务，促进农牧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农牧业技术开发机构、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对农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开展生物技术、良种培育、生态保护、农业节水、农机装备、疫病防控、防灾减灾等技术创新、推广活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支持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建设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基地，推广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农牧、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给予指导和帮助。
第三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牧业科学技术示范乡（镇）、示范村、示范户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支持具有本地特色的农牧业科学技术园区建设。农牧业科学技术园区应当向农牧民推广先进适用的技术成果，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第五章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布局和功能定位，加强从事基础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三十六条 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设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有权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平等竞争和参与实施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项目。
社会力量设立的非营利性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转制为企业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
第三十七条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有研究开发、经费使用、机构设置、人员聘用等方面的自主权。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取得的收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服务。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科学技术人才发展规划，建立培养和引进科学技术人员的政策支持体系，围绕本地区优先发展的重点学科、重点产业和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培养和引进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学科带头人以及在基层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鼓励国内外科学技术人员以合作研究、学术交流、技术培训以及工作任职、兼职等形式来本省服务。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保障科学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改善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省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基层科学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审制度，对长期在基层或者艰苦地区以及恶劣、危险环境中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在职称评审时适当放宽条件；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贴，并提供相应的职业健康卫生保护。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人员服务基层、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
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和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选派科学技术人员到基层和企业挂职、兼职，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活动。
科学技术人员在选派到基层和企业工作期间，工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晋升、职位和福利与原单位在职人员同等对待；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优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第四十一条 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技术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取得的成绩，应当作为科学技术人员评定职称和晋升考核的重要依据；对成绩突出的，应当破格评聘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第四十二条 鼓励科学技术人员创办、领办企业。科学技术人员创办、领办科技型企业的，所在单位按照约定为其提供科研实验条件。
参与创办、领办科技型企业的科学技术人员享受国家和省的优惠待遇。
第四十三条 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各类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管理机构，应当为参与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建立学术诚信档案。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应当为本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建立学术诚信档案。
第四十四条 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原始记录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然不能完成该项目的，不影响其继续申请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投入、企业投入、社会投入、引进外资等相结合的多渠道科学技术投入体系，完善科学技术投融资平台，逐步提高科学技术经费投入总体水平。
鼓励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捐赠款物，支持科学技术进步活动。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提高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总体水平，保证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增长幅度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到“十二五”末，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本省财政“十二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此后应当逐年增长。
第四十七条 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主要用于下列事项的投入：
（一）科学技术计划确定的科技项目；
（二）建设科学技术基础设施、购置科学技术仪器设备以及建立完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公共服务平台；
（三）公益性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和重大科学技术攻关项目；
（四）农牧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农牧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五）科学技术人员培养；
（六）科学技术普及；
（七）其他与国家和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进步活动。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以下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基金：
（一）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二）专利成果转化基金，支持本省支柱产业和重点领域重大发明专利的产业化；
（三）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用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发展；
（四）农牧业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农牧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学技术研究和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五）根据需要设立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其他专项基金。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科学技术资源调查，建立科学技术资源信息系统，完善科学技术资源共享机制，促进科学技术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五十条 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搭建多种形式的科学技术金融合作平台，在其业务范围内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创新项目给予利率优惠。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贴息、知识产权质押等措施，加大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广、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高新技术出口等项目的信贷支持。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科技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部门建立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和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基金的使用办法，完善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申报、专家评审、立项、中期评估和项目验收等管理制度，提高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和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基金的使用效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科技等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和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基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虚报、冒领、贪污、挪用、截留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和科学技术发展专项基金。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三条 科技、税务等相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不予认定的；
（二）泄露申报认定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有关资料信息并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三）未按规定提供有关查询、指导等服务的；
（四）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未落实相关优惠待遇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科学技术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外，由有关单位记入诚信档案，自该行为被记入档案之日起三年内取消申报科学技术项目或者科学技术奖励的资格：
（一）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定、重大项目咨询论证或者科学技术项目实施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二）剽窃、篡改、假冒他人知识产权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的；
（三）骗取科学技术项目立项和经费的；
（四）泄露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2年8月1日起施行。1997年11月22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