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国营小型商业企业折价出卖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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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营小型商业企业折价出卖暂行办法
山西省国营小型商业企业折价出卖暂行办法
山西省政府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放开搞活小型商业企业，搞活市场，繁荣经济，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职工在十人以下的微利、亏损或濒临破产的国营小型饮食、理发、浴池、修理等小型企业，可以折价出卖。
第三条 对本行业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支付能力的城乡居民，均可以投标购买。购买人如系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职工，应事先办理辞职手续。
第四条 出卖小型商业企业，需由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银行、房产、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组成资产评估小组，共同核定资产，按其现值及经营状况、地理环境等因素评估作价，由企业主管部门采取公开形式拍卖。拍卖收入在扣除离、退休人员统筹费用后，上缴财政。
第五条 出卖企业的固定资产折价损失、残次商品处理损失、待处理债务等，由卖方负责，从卖价中冲销。
第六条 购买者在成交时原则上应一次交清价款。如确有困难，征得卖方同意，可由有担保能力的企业或个人担保，分期付款，但须先交付价款的二分之一。
第七条 出售小型商业企业，须由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并经公证机关公证。购买人可持合同和公证书，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八条 企业出售后，如买方需聘用职工，应优先聘用原企业职工，并同上级主管部门签订劳动合同。未被聘用的职工由卖方妥善安排。
第九条 原企业已经离、退休职工的劳保统筹费由谁负担，由买卖双方协商，写入合同。
第十条 小型商业企业出卖后，财产归购买者所有。个人购买的，子女有继承权，受法律保护。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达之日起施行。
198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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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法的司法化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Application of Constitution in Courts
[内容提要]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宪政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总体思路应当是：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建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审判制度。
[关 键 词] 宪法、法治、宪法司法化、宪法审判制度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获得普遍尊重，并经由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照常理，作为法律的宪法由司法机关适用，是宪法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行宪法几乎一直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因此，宪法的司法化对我国当前的宪政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壹 宪法司法化之根据
宪法司法化的根据主要包括：
（一）宪法的法律性是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宪法是法律，在今天看来，应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其法律性是指宪法与其他法律所共有的本质属性，是宪法作为法律所必须具备的一般素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宪法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和强制性。宪法的法律性意味着：第一，宪法和法律一样，都是强制性规范，宪法强制法律及行为合宪。第二，宪法必须由一定的机关加以适用，适用宪法的机关须享有宪法解释权，解释宪法是适用宪法的前提。第三，违宪者必须承担违宪责任，接受宪法制裁，违宪的法律无效。第四，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行为准则，具有直接适用性，即宪法既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为维护或增进自己权益的辩护理由，也是法院进行裁决的直接依据。[1]宪法及宪政的价值即在于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法律性表明宪法可以而且必须被司法机关适用。①只有能够被司法机关直接适用的宪法才是真正有效的宪法。正如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所说的那样：“我们在宪法下面。但是，被称之为宪法的是法官叫做宪法的法。”[2](185页)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宪法法律性的本质要求和体现，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获得实在法性质的根本标志和途径。
（二）宪法至上是宪法司法化的逻辑基础。宪法至上，意味着：其一是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都居于宪法之下，这是对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完全否定；其二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由专门的司法机关来判定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是否违宪，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宣布违宪的法律法规、行为无效，是现代国家推行宪政的一般手段。一方面因为司法机关依专门的司法程序对违宪案件进行审查，可保证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裁决
的终局性及强制性使违宪行为、违宪法律、法规得以及时的较正，“预期”的宪法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宪法权威。宪法至上，最终依赖于司法机关的宪法适用才能获得制度上的保障。
（三）切实保障人权是宪法司法化的关键。保障人权是宪政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诉求。[3]仅有白纸黑字的宪法条文承认基本权利与自由是远远不够的，对宪法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只有最终由司法机关来承担，宪政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根据西方现代国家的经验，“一旦把人权付给法院这种制度设置，人权就有保障”。[4](116页)进一步而言，人权保障的国际化也对宪法司法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我国一贯尊重和赞赏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世界人权约法，先后加入了17个人权国际公约。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于2001年2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发生法律效力。加入这些人权国际公约，意味着中国对普遍人权概念的认同，承诺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意味着尊重该《宣言》的国家应保证逐步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其内容是：“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也可得出宪法司法化的结论：“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a）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b）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c）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可以说，宪法司法化已经为这些国际人权公约签署国的一项国家义务。
贰 宪法司法化之意义
宪法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对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观念都将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求所在。笔者在此着重探讨宪法司法化对宪法自身及法治的影响。
（一） 宪法司法化对宪法自身的意义。
1，宪法的司法化使仅具有理论效力的宪法变成具有实践效力的宪法，宪法成为真正具有规范性和强制力的法律。是法律就必须由法院加以适用，这是一切法律所具有的本质要求。不能由法院适用的法律不是法律，宪法也如此。如果不能为法院适用，无论宪法自己规定具有什么样的最高效力，也无论它如何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宪法在实践中的效力将会大打折扣。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宪法只有通过法院的适用直接与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直接形成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裁决的执行，才具有了真正的实践效力。②有人认为，宪法通过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宪法的效力通过一般法的效力来体现，即宪法不具有直接的效力，仅具有间接的效力。[5](25页)笔者以为，“依据宪法制定……法”即宪法具体化为一般的法律，并不能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理由是：在实质上，一般法的遵守与适用都同宪法的效力没有直接关联。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宪法未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一般法是否真正完全严格“依据宪法制定”或者是否违宪未有定论，如果一般法违宪，其效力怎能说是宪法效力的体现？在缺乏一般法的“纠偏机制”（违宪审查）情况下，宪法不能保证一般法与自己保持一致，一般法的效力与宪法的效力没有严格的、逻辑的联系。所以，一般法的效力不是宪法效力的体现，也不能以一般法的效力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效力，实际上意味着宪法本身法律效力的阙如。总之，必须由法院直接适用宪法才具有实效。
2，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与社会现实或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的纽带，使宪法与社会现实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可以增强宪法的适应性。宪法的适应性，一层含义是指宪法的内容必须准确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和现实需要脱节，二层含义是指宪法所具有的通过自身的应变方式使宪法的内容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变化以及宪法以其国家强制力使法律、行为合宪的能力。[1]由法院适用宪法解决争议，可以准确、及时地检验宪法规范与具体社会关系是否一致，与社会关系不一致的宪法规范被及时揭示出来，可使修宪机关及时作出修宪或宪法解释。一些内容即使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通过法院的判例规则予以完善和补充。这些都使宪法更适应社会需要，而宪法本身也在其中获得了完善、发展。因此，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发展的动力和重要途径，是重要的宪法发展机制。
3，宪法司法化是保证宪法至上的关键环节。如前述，宪法至上是宪法司法化的逻辑基础，即宪法司法化是宪法至上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宪法至上也最终是靠宪法的司法化即宪法在法院获得尊重和适用来实现的。宪法在法院的直接适用，实质上就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宪法为标准对其他法律和特定国家机关行为是否合宪进行评判，对违宪的法律不予适用或宣布其违宪无效，撤销违宪行为，从而直接以宪法规范为依据进行裁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宪法至上性在司法领域内实现的过程。宪法只有由法院直接适用，才能真正实现其至上性。
(二)宪法司法化对法治的意义。
1，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的起点。所有法律包括宪法都具有可诉性，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6](167页)从法律的方面说，法的可诉性即法的适用性——法必须进入司法的领域。法治建设的第一步便是所有法律进入司法领域，首要的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但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并不意味着已经建成法治，因为法治还包含有人权保障、充分民主等价值要素以及权力分立与制衡、代议制等技术手段，宪法的司法化仅是法治的起点。
2，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关键。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我们无论怎样进行法治的建构，最终都是不完备的，而且最终可能使法治建设步入歧途。宪法司法化是法治建设不可逾越的“合理化”过程。
证据学研究的层次划分（提纲）
秦德良
大凡科学，都需要有证据或者论据支持或者证明其结论，因此主要借助于想象力的小说、诗歌、艺术作品就不是科学。但科学有研究过去事实、现在事实、未来可能事实的科学之分。从使用证据进行论证这个方法论角度来看，一切需要证据或者论据予以证明、说明或者认定事实的科学都是证据学，即借助已知的证据证明或者认定未知的过去事实、现在事实或者将来事实或者某种结论的科学。只不过物理、化学类的实证科学主要依靠现实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据认定科学事实；历史考据学、考古学、人类学、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证据学等需要证据证明已经过去的事实；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需要证据证明现在的事实；未来学、预测学往往需要证据证明未来的事实；纯粹的哲学、伦理学等以理性概念演绎、推理、价值判断等作为论据来证明其基本的哲学、伦理学观点。总之，科学都是需要用证据证明的。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大证据学必须作出界定，否则就成为普适性的认定事实或者某种结论的哲学方法论了。
一、前提预设：证明过去事实
证据学是借助证据认定过去曾经发生或者没有发生的事实的科学。如此界定理由如下：
首先，取决于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研究是为一般证据学、证据法学、证据法哲学、证据法社会学服务，为该类学科奠定一客观事实基础与认定事实的方法论基础。而一般证据学、证据法学、证据法哲学、证据法社会学都是关于认定过去事实的科学。
其次，将来事实是否发生，即是否会成为事实本身具有盖然性并且我们现在无法确知将来事实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具有具体性，这种不确定性、非具体性状态与过去事实的确定性、具体性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将对过去事实、将来事实、甚至现在事实的认定混在一起研究，那关于认定事实的方法论内涵将缩小，对我们的直接指导意义不大。
前提预设后，我们可以将大证据学体系分为五个层次进行研究。
二、大证据学体系之一：一般证据学
主要研究过去事实。包括历史考据学、考古学、人类学、侦查痕迹学以及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证据学。它们有一共同特点，那就是通过寻找到的证据来证明未知的过去事实，即“重建过去”。因此，一般证据学具有历史考据学的特征。
一般证据学的方法就是通过证据（免证事实是例外）认定过去事实的方法，是一种历史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
一般证据学的目的是要确定“过去事实”这一范畴，以便后面层次的研究都奠基于其上，由此大证据学就有了科学的事实基础。
一般证据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过去事实”、“证据”“发现、认定证据方法”“认定事实方法”。作为一个学科，其体系可以分为下述部分。
第一，过去事实论，主要表明这样的观点，即过去事实不是绝对客观的自在事实，而是进入人类认识视野、具有认识论意义的经验性的“自为事实”。
第二，证据论，包括证据定义、特征、种类。证据可以界定为“证明的根据”或者“从已知信息发现未知的过去事实的材料”；证据特征是信息性、工具性、关联性，即蕴涵了一定信息、用来证明的与待证事实有关联的工具。种类大体包括物证，如原始人制作的工具；书证，如古代典籍对待证事实的记载，人证（含证人、当事人、鉴定人、勘验人、笔录人等），如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的叙述；音像、电子证据等。
第三，过去事实认定方法论，分为认定证据的方法以及认定过去事实的方法。对证据的认定主要是证据关联性、真实性的判断；对事实的认定，主要是根据证据的证明性而对事实真假的判断，都采用自由心证的方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考据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一般证据学，发现真实是其唯一目的，而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证据学对过去事实的认定，不仅仅是发现真实的认识活动，同时也是适用法律的司法或者准司法活动，因而后者在认定事实方面与前者不完全相同；另外，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证据学对证据有时间性的要求，此即所谓的诉讼时效制度对证据的约束，而前者没有这一约束。
三、大证据学体系之二：证据法学
证据法学是在一般证据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行政法律法规、仲裁法律法规、公证法律法规、调解法律法规、政府、政党纪律规章制度以及诉讼法律法规等法律规制下的证据规则，是典型的规范注释论法学，因而其研究对象的最大特点是法律规范性、程序性。证据法学就是要对这些规范、规定作出不矛盾的、统一的、符合法律目的的解释，以便于司法、准司法活动中具体有效地操作。但证据法学要借助于证据法哲学的一般理念、概念进行解释，并包括对现行证据法的评价。证据规则主要是关于证据范围，证明行为的规则。证据法学可以分为：
第一，绪论，主要探讨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证据论，主要探讨证据的采纳标准（“三性”）、证据的法定形式及其学理分类。
第三，证明论。主要探讨证明对象、方法、环节（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的具体规则以及对证据的审查判断。
证据法学包括对现行所有法律、法规、规章等中的证据规则的解释性研究，理所当然包括了诉讼证据法的规则。但诉讼证据法学中证据的运用较行政执法、司法、仲裁、公证、调解等中证据的运用更具有当事人性、对抗性。为了突出这一特点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司法证明的四个环节部分突出对抗性，另一选择是单独设立独立的诉讼证据学。第一种选择的弊端是对抗性这一特征未能明显突出出来，且易使该部分内容容量偏大而导致与整体不协调。单独设立诉讼证据学虽然突出了当事人性、对抗性，但诉讼证据学与体系之一、体系之二内容有诸多重合之处，并且诉讼证据学与体系之二内容上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与体系之一、体系之二之间也没有实际意义的递进关系，更象是体系之二的一个分支的自然展开。
四、大证据学体系之三：证据法哲学
本部分内容即是现在一般教科书上所谓的“证据法的理论基础”。或者称之为证据法的理念等。是在证据法之外、之上对证据法研究。证据法哲学是法哲学的一部分，而法哲学本身是哲学的一部分。法哲学研究的是“正当法”、“正义”，即其一，什么是正当法以及其二，我们如何认识及实现正当法（考夫曼）。证据法哲学就是要研究证据法规则应该如何设计、如何解释、实践中如何应用以便实现既能够发现案件事实的真实，又能保障人权的正义问题。与注重规范注释的技术性的证据法学相比，证据法哲学注重证据法的应然的构造、解释与应用，显示的是证据法规则背后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对证据法的批判精神。证据法中的正义问题主要从三个范畴进行讨论，即其一，认识论范畴，揭示了通过证据认识案件事实的真理性方面；其二，程序正义论范畴，证据法规则必须根据正当程序原则进行设计，揭示了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合法性、正当性方面。其三，效率论范畴。证据法规则必须追求认定事实的效率。三范畴中，程序正义论居于核心范畴地位。
五、大证据学体系之四：证据法社会学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Application of Constitution in Courts
[内容提要]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宪政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总体思路应当是：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建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审判制度。
[关 键 词] 宪法、法治、宪法司法化、宪法审判制度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获得普遍尊重，并经由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照常理，作为法律的宪法由司法机关适用，是宪法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行宪法几乎一直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因此，宪法的司法化对我国当前的宪政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壹 宪法司法化之根据
宪法司法化的根据主要包括：
（一）宪法的法律性是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宪法是法律，在今天看来，应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其法律性是指宪法与其他法律所共有的本质属性，是宪法作为法律所必须具备的一般素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宪法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和强制性。宪法的法律性意味着：第一，宪法和法律一样，都是强制性规范，宪法强制法律及行为合宪。第二，宪法必须由一定的机关加以适用，适用宪法的机关须享有宪法解释权，解释宪法是适用宪法的前提。第三，违宪者必须承担违宪责任，接受宪法制裁，违宪的法律无效。第四，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行为准则，具有直接适用性，即宪法既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为维护或增进自己权益的辩护理由，也是法院进行裁决的直接依据。[1]宪法及宪政的价值即在于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法律性表明宪法可以而且必须被司法机关适用。①只有能够被司法机关直接适用的宪法才是真正有效的宪法。正如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所说的那样：“我们在宪法下面。但是，被称之为宪法的是法官叫做宪法的法。”[2](185页)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宪法法律性的本质要求和体现，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获得实在法性质的根本标志和途径。
（二）宪法至上是宪法司法化的逻辑基础。宪法至上，意味着：其一是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都居于宪法之下，这是对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完全否定；其二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由专门的司法机关来判定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是否违宪，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宣布违宪的法律法规、行为无效，是现代国家推行宪政的一般手段。一方面因为司法机关依专门的司法程序对违宪案件进行审查，可保证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裁决
的终局性及强制性使违宪行为、违宪法律、法规得以及时的较正，“预期”的宪法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宪法权威。宪法至上，最终依赖于司法机关的宪法适用才能获得制度上的保障。
（三）切实保障人权是宪法司法化的关键。保障人权是宪政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诉求。[3]仅有白纸黑字的宪法条文承认基本权利与自由是远远不够的，对宪法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只有最终由司法机关来承担，宪政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根据西方现代国家的经验，“一旦把人权付给法院这种制度设置，人权就有保障”。[4](116页)进一步而言，人权保障的国际化也对宪法司法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我国一贯尊重和赞赏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世界人权约法，先后加入了17个人权国际公约。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于2001年2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发生法律效力。加入这些人权国际公约，意味着中国对普遍人权概念的认同，承诺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意味着尊重该《宣言》的国家应保证逐步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其内容是：“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也可得出宪法司法化的结论：“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a）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b）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c）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可以说，宪法司法化已经为这些国际人权公约签署国的一项国家义务。
贰 宪法司法化之意义
宪法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对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观念都将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求所在。笔者在此着重探讨宪法司法化对宪法自身及法治的影响。
（一） 宪法司法化对宪法自身的意义。
1，宪法的司法化使仅具有理论效力的宪法变成具有实践效力的宪法，宪法成为真正具有规范性和强制力的法律。是法律就必须由法院加以适用，这是一切法律所具有的本质要求。不能由法院适用的法律不是法律，宪法也如此。如果不能为法院适用，无论宪法自己规定具有什么样的最高效力，也无论它如何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宪法在实践中的效力将会大打折扣。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宪法只有通过法院的适用直接与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直接形成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裁决的执行，才具有了真正的实践效力。②有人认为，宪法通过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宪法的效力通过一般法的效力来体现，即宪法不具有直接的效力，仅具有间接的效力。[5](25页)笔者以为，“依据宪法制定……法”即宪法具体化为一般的法律，并不能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理由是：在实质上，一般法的遵守与适用都同宪法的效力没有直接关联。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宪法未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一般法是否真正完全严格“依据宪法制定”或者是否违宪未有定论，如果一般法违宪，其效力怎能说是宪法效力的体现？在缺乏一般法的“纠偏机制”（违宪审查）情况下，宪法不能保证一般法与自己保持一致，一般法的效力与宪法的效力没有严格的、逻辑的联系。所以，一般法的效力不是宪法效力的体现，也不能以一般法的效力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效力，实际上意味着宪法本身法律效力的阙如。总之，必须由法院直接适用宪法才具有实效。
2，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与社会现实或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的纽带，使宪法与社会现实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可以增强宪法的适应性。宪法的适应性，一层含义是指宪法的内容必须准确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和现实需要脱节，二层含义是指宪法所具有的通过自身的应变方式使宪法的内容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变化以及宪法以其国家强制力使法律、行为合宪的能力。[1]由法院适用宪法解决争议，可以准确、及时地检验宪法规范与具体社会关系是否一致，与社会关系不一致的宪法规范被及时揭示出来，可使修宪机关及时作出修宪或宪法解释。一些内容即使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通过法院的判例规则予以完善和补充。这些都使宪法更适应社会需要，而宪法本身也在其中获得了完善、发展。因此，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发展的动力和重要途径，是重要的宪法发展机制。
3，宪法司法化是保证宪法至上的关键环节。如前述，宪法至上是宪法司法化的逻辑基础，即宪法司法化是宪法至上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宪法至上也最终是靠宪法的司法化即宪法在法院获得尊重和适用来实现的。宪法在法院的直接适用，实质上就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宪法为标准对其他法律和特定国家机关行为是否合宪进行评判，对违宪的法律不予适用或宣布其违宪无效，撤销违宪行为，从而直接以宪法规范为依据进行裁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宪法至上性在司法领域内实现的过程。宪法只有由法院直接适用，才能真正实现其至上性。
(二)宪法司法化对法治的意义。
1，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的起点。所有法律包括宪法都具有可诉性，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6](167页)从法律的方面说，法的可诉性即法的适用性——法必须进入司法的领域。法治建设的第一步便是所有法律进入司法领域，首要的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但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并不意味着已经建成法治，因为法治还包含有人权保障、充分民主等价值要素以及权力分立与制衡、代议制等技术手段，宪法的司法化仅是法治的起点。
2，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关键。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我们无论怎样进行法治的建构，最终都是不完备的，而且最终可能使法治建设步入歧途。宪法司法化是法治建设不可逾越的“合理化”过程。
证据学研究的层次划分（提纲）
秦德良
大凡科学，都需要有证据或者论据支持或者证明其结论，因此主要借助于想象力的小说、诗歌、艺术作品就不是科学。但科学有研究过去事实、现在事实、未来可能事实的科学之分。从使用证据进行论证这个方法论角度来看，一切需要证据或者论据予以证明、说明或者认定事实的科学都是证据学，即借助已知的证据证明或者认定未知的过去事实、现在事实或者将来事实或者某种结论的科学。只不过物理、化学类的实证科学主要依靠现实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据认定科学事实；历史考据学、考古学、人类学、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证据学等需要证据证明已经过去的事实；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需要证据证明现在的事实；未来学、预测学往往需要证据证明未来的事实；纯粹的哲学、伦理学等以理性概念演绎、推理、价值判断等作为论据来证明其基本的哲学、伦理学观点。总之，科学都是需要用证据证明的。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大证据学必须作出界定，否则就成为普适性的认定事实或者某种结论的哲学方法论了。
一、前提预设：证明过去事实
证据学是借助证据认定过去曾经发生或者没有发生的事实的科学。如此界定理由如下：
首先，取决于我们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研究是为一般证据学、证据法学、证据法哲学、证据法社会学服务，为该类学科奠定一客观事实基础与认定事实的方法论基础。而一般证据学、证据法学、证据法哲学、证据法社会学都是关于认定过去事实的科学。
其次，将来事实是否发生，即是否会成为事实本身具有盖然性并且我们现在无法确知将来事实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具有具体性，这种不确定性、非具体性状态与过去事实的确定性、具体性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将对过去事实、将来事实、甚至现在事实的认定混在一起研究，那关于认定事实的方法论内涵将缩小，对我们的直接指导意义不大。
前提预设后，我们可以将大证据学体系分为五个层次进行研究。
二、大证据学体系之一：一般证据学
主要研究过去事实。包括历史考据学、考古学、人类学、侦查痕迹学以及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证据学。它们有一共同特点，那就是通过寻找到的证据来证明未知的过去事实，即“重建过去”。因此，一般证据学具有历史考据学的特征。
一般证据学的方法就是通过证据（免证事实是例外）认定过去事实的方法，是一种历史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
一般证据学的目的是要确定“过去事实”这一范畴，以便后面层次的研究都奠基于其上，由此大证据学就有了科学的事实基础。
一般证据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过去事实”、“证据”“发现、认定证据方法”“认定事实方法”。作为一个学科，其体系可以分为下述部分。
第一，过去事实论，主要表明这样的观点，即过去事实不是绝对客观的自在事实，而是进入人类认识视野、具有认识论意义的经验性的“自为事实”。
第二，证据论，包括证据定义、特征、种类。证据可以界定为“证明的根据”或者“从已知信息发现未知的过去事实的材料”；证据特征是信息性、工具性、关联性，即蕴涵了一定信息、用来证明的与待证事实有关联的工具。种类大体包括物证，如原始人制作的工具；书证，如古代典籍对待证事实的记载，人证（含证人、当事人、鉴定人、勘验人、笔录人等），如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的叙述；音像、电子证据等。
第三，过去事实认定方法论，分为认定证据的方法以及认定过去事实的方法。对证据的认定主要是证据关联性、真实性的判断；对事实的认定，主要是根据证据的证明性而对事实真假的判断，都采用自由心证的方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考据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一般证据学，发现真实是其唯一目的，而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证据学对过去事实的认定，不仅仅是发现真实的认识活动，同时也是适用法律的司法或者准司法活动，因而后者在认定事实方面与前者不完全相同；另外，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证据学对证据有时间性的要求，此即所谓的诉讼时效制度对证据的约束，而前者没有这一约束。
三、大证据学体系之二：证据法学
证据法学是在一般证据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行政法律法规、仲裁法律法规、公证法律法规、调解法律法规、政府、政党纪律规章制度以及诉讼法律法规等法律规制下的证据规则，是典型的规范注释论法学，因而其研究对象的最大特点是法律规范性、程序性。证据法学就是要对这些规范、规定作出不矛盾的、统一的、符合法律目的的解释，以便于司法、准司法活动中具体有效地操作。但证据法学要借助于证据法哲学的一般理念、概念进行解释，并包括对现行证据法的评价。证据规则主要是关于证据范围，证明行为的规则。证据法学可以分为：
第一，绪论，主要探讨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证据论，主要探讨证据的采纳标准（“三性”）、证据的法定形式及其学理分类。
第三，证明论。主要探讨证明对象、方法、环节（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的具体规则以及对证据的审查判断。
证据法学包括对现行所有法律、法规、规章等中的证据规则的解释性研究，理所当然包括了诉讼证据法的规则。但诉讼证据法学中证据的运用较行政执法、司法、仲裁、公证、调解等中证据的运用更具有当事人性、对抗性。为了突出这一特点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司法证明的四个环节部分突出对抗性，另一选择是单独设立独立的诉讼证据学。第一种选择的弊端是对抗性这一特征未能明显突出出来，且易使该部分内容容量偏大而导致与整体不协调。单独设立诉讼证据学虽然突出了当事人性、对抗性，但诉讼证据学与体系之一、体系之二内容有诸多重合之处，并且诉讼证据学与体系之二内容上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与体系之一、体系之二之间也没有实际意义的递进关系，更象是体系之二的一个分支的自然展开。
四、大证据学体系之三：证据法哲学
本部分内容即是现在一般教科书上所谓的“证据法的理论基础”。或者称之为证据法的理念等。是在证据法之外、之上对证据法研究。证据法哲学是法哲学的一部分，而法哲学本身是哲学的一部分。法哲学研究的是“正当法”、“正义”，即其一，什么是正当法以及其二，我们如何认识及实现正当法（考夫曼）。证据法哲学就是要研究证据法规则应该如何设计、如何解释、实践中如何应用以便实现既能够发现案件事实的真实，又能保障人权的正义问题。与注重规范注释的技术性的证据法学相比，证据法哲学注重证据法的应然的构造、解释与应用，显示的是证据法规则背后的自然法意义上的对证据法的批判精神。证据法中的正义问题主要从三个范畴进行讨论，即其一，认识论范畴，揭示了通过证据认识案件事实的真理性方面；其二，程序正义论范畴，证据法规则必须根据正当程序原则进行设计，揭示了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合法性、正当性方面。其三，效率论范畴。证据法规则必须追求认定事实的效率。三范畴中，程序正义论居于核心范畴地位。
五、大证据学体系之四：证据法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