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工业部关于部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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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部关于部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暂行规定
化工部
化学工业部关于部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暂行规定
1990年5月7日，化工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机构编制管理、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有关精神，为使部机关、行政附属单位和直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逐步实现科学化、法规化，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机构编制工作，必须贯彻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逐步实现机构设置合理、功能完善、人员精干、效率提高的目的。
第三条 机构编制工作，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机构、职务序列和编制使用范围，确定机构级别、规定领导职数、核定人员编制和人员结构比例，并严格遵守审批程序。
第二章 机 构 限 额
第四条 部机关（含行政附属单位）及机关口在京事业单位的内部机构设置，应按国家编委及部批准的“三定”方案规定的限额执行。
第五条 部属院校二级党政管理机构（含党委系统和行政部门职能机构）按下列限额执行。
本科院校：学生规模（人数） 机构限额（个数） 1000－2000 12－14
2000－3000 14－16
3000－4000 16－18
专科院校：（含大中专成人高校） 1000人以下 5－8
1000－2000 8－10
2000－3000 10－12
技工学校：400－600 4－6 600－800 6－8
第六条 部属科研、设计及其他地师级、相当地师级单位处级或相当处级的党政管理机构按下列限额执行。
编制人数 机构限额（人数） 500人以下 3－5
500－800 6－7
800－1200 8－9
1200－1700 10－11
1700以上 12－14
部属其他县团级单位可适当放宽，科级党政管理机构按下列限额执行。 编制人数 机构限额（人数）
100人以下 2－4
100－200 5－7
200－400 8－10
400－600 11－12
600人以上 12－14
第三章 领导干部职数及人员结构比例
第七条 部机关（含行政附属单位）及部属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职数应按照化学工业部《机关和直属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职数的若干规定》（〔89〕化人字第672号文）及《化学工业部机关和直属企事业单位工会、团委负责干部管理暂行办法》（〔89〕化人管第378号文）执行。部分行政职务职数，机关及机关口事业单位，可按照《化学工业部关于部机关部分行政人员实行职务工资有关问题的通知》（〔87〕化干字第141号文）执行。其它事业单位正副科长与正副主任科员之和同科员与办事员之和的比例为1∶1．5，最高不得高于1∶1。凡是设科的处级单位和部门不设正副主任科员。
第八条 部机关人员的结构比例将根据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要求，逐步理顺分工，明确职责，调整人员结构，使之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要求。
第九条 部属高校的人员结构应按照《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员编制的试行办法》（国家教委〔85〕教计字090号文）和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执行，其中校本部编制可参照以下比例分配：教学人员占47－52％（含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1．5％），教学辅助人员占18－20％，党群工作人员占3－4％，行政管理人员占13－15％，工勤人员占12－15％。规模较大的院校行政管理、党群、工勤人员所占比例按下限掌握，规模较小的可按上限掌握。部属成人高校应按照《国务院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干部院校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暂行规定》（原劳动人事部劳人教〔1985〕1号文）执行。其教学人员（不含教学辅助人员）应占教职工总数的50％以上。
第十条 部属中专学校和技校应分别按照《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人员编制标准》（国家教委、原劳动人事部〔85〕教职字008号文和《技工学校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标准暂行规定》（原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6〕9号文）执行。其中教学人员及教学辅助人员占教职工总数的60－65％，行政、工勤人员二项之和，不能超过教职工总数的35％。
第十一条 部属科研、设计单位，可参照《中国科学院科技人员、管理人员职务名称系列及设置比例暂行规定》（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原劳动人事部劳人薪〔1985〕35号文）执行。科研、设计人员，科研、设计辅助人员及科研设计管理人员占总编制的比例不得低于60％，实验工厂人员应占总编制20－25％，党政群管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占总编制的比例不得高于20％。
第十二条 部属其他事业单位及行政附属单位的人员结构比例，由部根据其职责任务和发展的要求审查确定。
第四章 机构编制的审批程序和权限
第十三条 部机关司（局）及行政附属单位的设立、调整、合并、撤销及人员编制的核定，由部人事司承办，部常务会议审定，报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审批。
部机关及行政附属单位的处（室）的设置、调整、合并、撤销及司局间任务、机构、编制的调整，由部人事司负责承办，部常务会议审批。
第十四条 部属事业单位的成立、撤销、合并、改变驻地、更名、改变隶属关系及人员编制的核定和调整，均由单位主管部门正式行文申报，由部人事司审核，部常务会议审定，报人事部审批。
第十五条 部属事业单位机构规格的审定，由部人事司负责承办，部常务会议审批。
第十六条 部属事业单位二级机构的审定，由本单位提出设置方案，征得主管局或业务主管部门意见后，报部人事司审批。其中，重要研究机构和专业机构的设置，须经主管部长审定后，由部人事司承办审批手续。部属事业单位的党政管理机构，将实行限额管理。在限额内的可以自行调整，报部人事司备案。新增或要求升格的二级机构，须报部人事司审批。
第十七条 申报机构编制应报送有关报告及论证材料。
关于机构的报告，应包括主要任务、职责范围、性质、经费来源，现有机构设置情况、增加或调整机构的理由和条件，人员及编制数量和来源，建制级别及领导职数、隶属关系等内容。
关于编制的报告，应包括任务增加情况，现有人员数量、结构及工作量情况，增加编制数量及岗位、职责、人员来源、本年度达到离退休年龄人数等内容。
新建事业单位要由主管部门认真组织可行性论证，并形成论证报告。论证报告应包括该机构的地位、作用、职能、与现有机构（含其他部门和地方所属的）在职责任务上是否交叉、重复，人员编制计划和人员结构、来源、培训计划，以及经费来源、基建设施能否落实等内容。
第五章 机构编制的实施与管理
第十八条 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机构编制管理，把机构编制列为人事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单位的行政主要领导要直接负责，人事部门应明确有人管理这项工作。
第十九条 各部门、各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一经审定，必须严格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增加机构层次，提高机构规格及扩大人员编制。因工作需要，确需增加机构编制的要按规定的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做到人增先增编。
各单位要将审批的机构编制按职责、按岗位进行合理分解，落实到各处、科、室，做到以编制定岗位，以岗位定人员，层层把关，增强广大职工按编制定员管理的意识。有条件的单位，还可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编制，在奖金分配上鼓励不超编，工作又完成得好的单位，逐步建立起各部门编制管理的自我调控、自我约束的机制。
第二十条 凡未经机构编制主管部门审批的机构编制一律无效。非国务院授权主管机构编制部门下达的机构编制要求只作参考，不能依此自行增设机构、扩大编制、增加领导干部职数。各业务主管部门向部属单位下发文件或通知中关于机构编制的专项指标必须事先经部人事司审核同意。
第二十一条 要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同其他管理的相互配合，保证机构编制的严肃性。
事业经费管理部门要将事业单位的“人头费”单项列出，并按机构和人员编制核定拨经费。
劳资和人事部门，要在人员编制内下达劳动计划和增干计划，并按人员编制核定工资总额和确定各类职务限额。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要按规定的限额设置机构、配备领导干部、调整人员结构比例，并在编制范围内认真执行劳动计划、增人计划（其计划指标主要用于接收国家统一分配人员，重点是充实基层），严格执行离退休制度。
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要在编制内进行人员调动和调整，并加强人员调配的管理。
部机关及行政附属单位的人员调配，统一由部人事司在编制范围内办理。
部属事业单位，凡是满编和超编的，原则上不准调进人员。确因调整人员结构，必须进行人员流动的，要事先向部人事司报人员调配计划，批准后方能办理。做到有出有进，出大于进（满编单位可进出平衡）。在京事业单位的人员调入，一律报部人事司审批。
各单位要建立人员调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进人数量，注重进人质量，采取集体研究，领导“一支笔”审批或审定的办法，防止调配工作的随意性。
第二十四条 超编单位的自然减员指标，年底统一报部人事司由部集中使用，各单位不得自行使用。
第二十五条 根据国务院规定，事业单位的经费来源分为国家拨款、差额补贴、经费自理三类。今后在审批各事业单位事业编制的同时，确定其事业经费的来源。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实行经费自理。对国家不再拨给事业费的单位，在核定编制时可适当放宽。对国家拨款单位，编制要从严掌握。
第二十六条 部人事司应根据各单位的任务、职责及发展需要，对各单位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级别规格、人员比例、领导职数、隶属关系、管理体制等，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调整意见。
第六章 机构编制的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七条 部每年要对各单位机构编制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主要通过报表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主要通过实地考察），对执行情况好的给予表扬和奖励，对执行情况不好的给予批评和必要的处分。监察部门要将机构编制的执行情况，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纠正或向有关部门反映。
第二十八条 严肃机构编制纪律，对违反机构编制规定的，要酌情处理，
凡满编或超编单位，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批或未按审批计划擅自调入人员的，要追究当事人及领导人的责任，同时核减该单位的事业费。
对超过规定限额，未按程序审批，擅自增设机构或提高机构规格的，不予承认，并要追究该单位领导人的责任和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对超规定职数任命干部或未批机构即任命干部的，要严肃查处责任者，并责令恢复原来的级别和待遇。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全国性化工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化学工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初论刑法的教育性
曾明生
摘 要: 刑法的教育性是由刑法的教育机能所体现的一种法律特性。我国法学界对刑法教育性的认识有五大误区:只有道德教化和宗教教化,没有法律教化,更无刑法教化;刑法的教育机能不包括导向机能(或指引机能);刑法的规制机能不包括教育机能;并不是一切刑罚都有教育性;教育性是刑法的非本质属性。在理论上应走出认识误区,加强对刑法教育性的研究;实务上应加强吏治,打造“以吏为师”的良好形象。
关键词: 法律的教育性; 刑法的教育性; 刑法的教育机能; 认识误区
近些年来,我国法律信仰危机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一个违法犯罪团伙案件的主犯被判刑1年,而“从犯”被决定劳教3年,该主犯刑满释放后,来劳教所探望该劳教人员。该劳教人员认为自己情节较轻,免受刑罚,但“坐牢”的时间比主犯还长,感到很不公平[1]。以往的刑法学研究常常轻视了对刑法教育机能(功能与作用的统称)以及教育理性的关注。现在确实是该认真检讨法律的教育性以及刑法的教育性的时候了。本文拟对刑法教育性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刑法教育性之由来
刑法有无教育性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做一番考察。因为刑法本身是法律,所以应当从法律的教育性谈起。
(一)法律的教育性
法律的教育性是指由法律的教育功能和教育作用来体现的一种法律特性。对于法律具有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在法理学界并无大的争议,因此可以认为,法律具有教育性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关于何谓法律的教育功能与作用,学界认识不一。譬如,有学者认为,法的教育功能是指法所具有的,通过其规定和实施,影响人们的思想,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引导人们依法行为的功用和效能[2](P89)。也有学者认为,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的实施而对一般人今后的行为所发生的积极影响”[3](P125)。后一种观点其实是指法的实施所产生的对一般人的指引作用。而前一种观点不仅包括后一种观点的内容,而且可以包括法的制定对一般人的指引机能,也可以包括法的实施所产生的对特定人的矫正机能。笔者赞同前一种关于教育功能基本内涵的观点。不过,持前一种观点的学者又把法的指引功能独立出来,使之与教育功能并列为规范功能的组成部分,认为指引功能是指法所具有的,能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既定的模式,从而引导人们在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社会活动的功用和效能[2](P86)。笔者认为与其把指引功能与教育功能直接并列,不如把它们拆分为教育指引机能与教育矫正机能（即指引型教育机能和矫正型教育机能）。另外,还有学者曾经认为,指引作用是指法(主要是法律规范)对本人行为起到导向、引路的作用。实际上这是一种微观认识,因为它不能包纳法的规定对一般人的指引作用,所以显然不够完整。据此,本文立足于广义的立场理解法律的教育机能,进而理解法律的教育性。
(二)刑法有无教育性
从逻辑推理的角度说,由于法律具有教育性,刑法是一门基本的法律,因此刑法也有教育性。当然,这种逻辑结论是需要事实作进一步验证的。亦即,刑法必须具有教育机能。依据《尚书·舜典》中记载:“象以典刑,……四罪而天下咸服。……帝曰:‘皋陶,……惟明克允!’”其中“四罪而天下咸服”是指这四名罪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天下民众都心悦诚服,认为舜的处置非常恰当。“惟明克允”是指只有明察案情,处置得当,才会使民众信服。由此已足见数千年前,中国远古时代的刑罚的教育机能以及帝王对其教育机能的认识。另外,《韩非子》中曾言及“今有不才之子,……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这说明父母、乡大夫与老师无力教育不成器的小子,但是刑罚的威慑型教育却能使其改邪归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战争罪犯的审判也向人们昭示了法律的正义。而且,作为行为规范指南的纸上刑法宣告禁令,告诫人们:违反刑法禁令者,则将承担刑事责任。而行动中(或实际上)的刑法告知人们行为的实际后果,这也是禁令的活性化或具体化。人们由此获得行为知识,明确权利义务,知晓应当如何行事。这是人们接受刑事法制教育的过程。还有,网民参与网上关于某些刑事案件的讨论,既是监督执法的一种方式,也是了解、感受、学习实际上的刑法知识的过程。云南何鹏父母向法院申诉,一定程度上也是从广东“许霆案”受到教育指引而运用刑法知识的表现[4]。众所周知,刑法(刑罚)教育的典型例子是监狱改造罪犯的教育等等。总之,这些都说明刑法具有教育机能,因而也具有特殊的教育性的特征。
二、刑法教育性之五大认识误区
我国法学界对刑法的教育性的认识陷入了以下几个误区:
(一)误区一:只有道德教化,没有法律教化(特别是刑法教化)
学界几无“法律教化”、“刑法教化”的字眼。这种现象或许与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即:刑法是以刑罚威胁为后盾的普遍命令。于是,与其说刑法的教化,不如说刑法的惩罚威慑,充其量认可一定程度的教育刑。实际上,这种观念的严重后果是,遮蔽了甚至是阻碍了对刑法的教育机能、教育机制及其教育理性的研究。然而,有学者指出,西周时期的“礼”的功能,重在“教化”。同时又认为,周礼完全具备法的性质[5](P43-45)。因此,周礼的“教化”功能,实际上具有法的“教化”的色彩。又如,《资治通鉴》记载:“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其中至少也表明唐太宗的教化之道。又如废除死刑的国家推行刑法的人道主义,岂能没有教化之理?刑法作为保障法,作为维护“最低限度的道德”的手段本身,不能没有道德,否则将成为恶法的帮凶。这说明刑法的教育性实质上与刑法的道德性息息相关。
(二)误区二:刑法的教育机能不包括导向机能(或指引机能)
有学者认为,法的规范功能包括指引功能、强制功能、教育功能等等[2](P86-89)。笔者认为,没有把导向机能(或指引机能)作为教育机能来理解是不完整的。教育机能不仅是指教育矫正机能,还应包括教育导向机能(教育指引机能)。因为“教育”是一种“引导人”或者“培育人”的事业或者过程。其实,刑法的导向机能也符合“教育”的这种本质特征。另外, 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通知》中,提到“集中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法律实施”中的“教育”,以及“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中的“教育”等等,都应当是有法律导向机能(或指引机能)的“教育”,而不仅限于法学界通常理解的“教育”含义,即罪犯改造(或罪犯矫正)意义上的“教育”。因此,即使对死罪、死刑或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刑而言,除了对受刑人本人几无教育机能可言之外,也仍然对一般人具有威慑型(甚或忠诚型)的教育机能,这属于教育导向机能的范畴。
(三)误区三:刑法的规制机能不包括教育机能
规制机能(亦称规范机能、规律机能)不包括教育机能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它们大致有以下五种代表性观点:
1.本质功能(或基本功能)与附属功能(或辅助功能)说。有论者认为,刑法功能可分为本质功能与附属功能,或称基本功能与辅助功能两个层次。基本功能是刑法固有的、本质属性的客观反映,其产生是自发的,只要刑法一发动,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基本功能。而附属功能的产生是自觉的。譬如奴隶制、封建制的刑法,其惩罚功能与预防功能显而易见,但却不具有矫正功能。且认为,规范功能是基本功能,它具体表现为预测功能、导向功能、评价功能、惩罚功能(制裁功能)与预防功能[6](P41-54, 55-57)。
2.本质功能与非本质功能说。有学者认为,刑法具有规律之机能、保障之机能、保护之机能和保全与教育之机能。前三种机能为“刑法之本质机能”,后一种“虽非刑法的本质机能,但在现代刑法演进之观念下,为其积极的主要机能,故应予以重视”[7](P30-31)。
3.评价机能与裁判机能说。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规范机能包括评价机能与裁判机能两方面的具体机能[8](P37-54)。
4.评价机能、裁判机能与行为引导机能说。有学者主张,规范机能除包括评价机能与量刑基准机能(裁判机能)外,还包括行为引导机能[9](P131-132)。
5.促进功能与限制功能说。有学者认为,刑法规范的功能包括促进功能与限制功能[10](P262)。
笔者认为,上述五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合理性,但是仍然值得商榷。就“本质功能与附属功能说”而论,值得讨论之处还不少。首先,该说有混同功能、作用与机能之嫌。而且,“本质功能与附属功能”以及“非本质功能”的提法不当。因为“本质”是相对“现象”来说的,“附属”是相对“独立”而言的。又因为,作为内在的、固有的功能都是事物的本质而非外部的现象,其释放出来的作用才是外部现象罢了。所以,只有“本质功能”,并无“非本质的功能”。其次,如前所述,在对规范机能的研究中,没有把导向机能(或指引机能)作为教育机能来理解是不完整的。其三,既然认为“只要刑法一发动,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基本功能”,那么就可以发现,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导向机能就是一种基本机能,甚至可以认为导向机能是法的规范机能中首要的机能,而能够包括导向机能与矫正机能的教育机能,当然也有一定的基本机能的成份。其四,“本质功能与附属功能说”把预防机能纳入规范机能范畴却又排拒矫正机能的做法,与矫正型的特殊预防机能必须以矫正机能为基础之事实相冲突。既然预防机能(含特殊预防机能)可以纳入规范机能之中,那么作为其存在基础的矫正机能就没有理由置身其外了。特别是,对于现代刑法中的少年刑法而言,其矫正机能较为明显。可见,“本质功能与附属功能说”,也没有全面认识教育机能,基于此对教育机能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也是不可取的。另外,对“本质功能与非本质功能说”来讲,其中认识到刑法的保全与教育之机能逐渐成为刑法的主要机能并且认为应予重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除此之外,它与“本质功能与附属功能说”仍然存在诸多共同的问题。譬如“非本质功能”的不当表述,教育机能因限于刑法保全与教育之机能(矫正机能)而范围过于狭窄,没有包括应当包括的导向机能,刑法保全与教育之机能也应当是被规律之机能所包含而不是其之外的范畴。对“评价机能与裁判机能说”而言,这一分类有刑法结构上的缺损,显然不仅没有反映刑法的教育结构的支撑,也没有显示预防结构的支持。主要原因是,其划分类别的视角不完整,仅仅从刑法规范是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角度来分类。其实,刑法规范也是执行规范,因而有强制机能与矫正机能,而且行为规范也不等于只指向评价机能,行为规范的导向机能(或指引机能)也是无法忽略的等等。如果认为导向机能(或指引机能)是评价机能派生的,就没有单独提出的必要,那么也可以说,裁判行为本质上也是评价行为,裁判机能也是由评价机能所派生的,又为何可以将它们相提并论呢?这说明不应将评价的含义无限地扩展。由此,其文义范围的大小应当以有利于尽可能揭示刑法规范机能为原则。该说因揭示的规范机能太少,故不足取。就“评价机能、裁判机能与行为引导机能说”和“促进功能与限制功能说”来讲,也同样存在无法全面反映规范机能(规制机能)的问题。我认为,刑法教育机能是规制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刑法规范机能可分为:教育导向机能、预测机能、评价机能、强制机能(含报应惩罚机能)、与教育矫正机能和调控机能。
(四)误区四:并不是一切刑罚都有教育性
有学者认为,“严格说来,教育性并不是一切刑罚都具有的,它主要是近、现代自由刑所具有的一种属性。自由刑以外的刑罚,如生命刑、财产刑、资格刑一般仅有惩罚的属性而不具有教育的属性。并且,即使就自由刑而言,古代的自由刑也仅有惩罚的属性,不具有近、现代自由刑所具有的教育性”[11](P504)。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再审时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再审时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问题的批复
1992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通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你院宁检发民行字〔1992〕第7号“关于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能否派员出席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民事抗诉案件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同级人民法院再审时，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此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