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社违反规定手续退汇给他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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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社违反规定手续退汇给他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社违反规定手续退汇给他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1988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鄂法〔1988〕经字第25号请示收悉。关于信用社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办理退汇造成损失是否应当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并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1985年12月12日，湖北省农牧工商联合公司电汇92000元货款给湖北省建始县高店子镇收购站。后因该收购站无货可供，双方于1986年元月3日到花园乡信用社办理了汇款手续，信用社收取了汇费，结算了全部货款利息，发出了盖有信用社公章和其负责人私章的“收购站退汇湖北省农牧工商联合公司货款92036．70元”的汇款证明，该证明由联合公司带回武汉。同年元月4日，收购站独自到花园乡信用社要求撤销汇款，信用社负责人在未收回原汇款证明的情况下销撤了汇款，收购站即将该款项支解，使联合公司蒙受了经济损失。
花园乡信用社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第十条第七项“汇款单位对汇出款项，要求退汇时，应备正式函件、携带原汇款回单向汇出行申请退汇”的规定，不仅没有“准确及时地办理结算”将货款及时汇给收款人，反而在未收回自己出具的汇款证明、申请人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办理了退汇手续，从而给收款人联合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之精神，可以将信用社作为诉讼当事人，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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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2010年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作了明确区分，并针对“瑕疵证据”和部分“非法证据”确立了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所谓“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无论是从侵害的法益、违反法律程序的严重程度来看，还是从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来看，“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都具有显著的区别，这也构成了对此类证据予以补正的主要理由。司法解释确立了“瑕疵证据”的范围、补正程序、补正的标准以及补正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无论是对“瑕疵证据”的界定，还是对此类证据的补正，司法官员都可能存在误读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一规则的运用，应保持审慎的态度。
引 言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其他三个部门颁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两个证据规定”，分别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确立了三种证据排除规则：一是主要针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性排除”规则；二是适用于非法物证、书证的“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三是主要涉及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1]对于前两种排除规则的性质及相互间的关系，法学界在认识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而主要是对这些排除规则的实施效果表示出了忧虑。但对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很多研究者对其正当性提出了质疑。有些人士甚至担心这会导致证据排除规则受到消解、办案人员为补正瑕疵而弄虚作假。[2]尤其是对非法所得的物证、书证的证据能力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本来已经确立了“自由裁量权的排除”规则，却又给予办案人员进行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机会，对这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滥用，有学者也提出了批评。[3]
对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法学界提出的一些担忧甚或质疑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施一直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障碍。如今，仅仅依靠法律位阶并不高的两部司法解释，就要解决这一证据规则的有效实施问题，确实是不容乐观的。[4]况且，从两个证据规定施行以来的情况看，法院真正严格按照司法解释的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至今仍属凤毛麟角。[5]至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人们也有理由将其视为两个证据规定的起草者所作的重大妥协，最终可能变成“经过补正后的不排除规则”。
在笔者看来，两个证据规定对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确立，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现在中国刑事法律之中。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刑事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有关证据合法性问题的争议，一般都是作出排除或者不排除的裁决。非法证据一经法院排除于法庭之外，公诉方即不得再援引它作为起诉的证据，法院也不得将其作为定罪的依据。而法院一旦作出不予排除的裁决，该证据在英美法庭上就具有了可采性，在大陆法国家的法庭上则具有了证据能力。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裁判思维，刑事法庭对于非法证据的裁判没有第三种裁判思路。[6]
透过这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表象，一系列新的证据理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亟待研究者作出解释和分析。例如，究竟什么是“瑕疵证据”?它们与“非法证据”具有怎样的区别和界限?为什么要对“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确立不同的程序后果?又如，既然司法解释已经确立了“相对的排除规则”，为什么还要确立一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后者是不是前者的一种派生规则?再如，对于“瑕疵证据”，法院既然可以给予办案人员补正的机会，那么，这类证据得到补正、瑕疵得到治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法院假如确认某一瑕疵证据“得到补正”，其理由究竟是什么?
本文拟对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展开一种规范性实证分析，以两个证据规定作为分析的样本，对这一排除规则所涉及的上述问题作出一定的理论解释。
一、“瑕疵证据”的分布和类型
（一）对“瑕疵证据”的分析
迄今为止，中国主流证据法学理论将侦查人员违法获得的所有证据都视为“非法证据”，而不承认“瑕疵证据”的存在，对此展开的理论研究就更谈不上了。而一些司法实务界人士倾向于将侦查人员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都视为“程序瑕疵”，由此所获得的证据也被称为“瑕疵证据”。不过，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实际就是“非法证据”的另一种称谓。[7]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既没有采纳证据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没有接受部分实务界人士的看法，而是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作了区分，并对“瑕疵证据”作出了明确的列举。根据这两部刑事证据规定，法院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分别采取“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和“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而对于大量的“瑕疵证据”，则采取“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由此，“瑕疵证据”就具有“可以补正”或者“经治愈后可以采纳”的性质。当然，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所确立的原则，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法院在适用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的同时，也给予办案人员进行补正的机会。结果，“非法所得的实物证据”也具有了“可以补正”的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瑕疵证据”呢?“瑕疵证据”究竟有哪些基本属性?对于此问题，笔者不想沿袭过去的研究思路，即从纯粹思辨的角度为“瑕疵证据”下一个定义。因为这种带有“演绎推理”式的研究思路，要么过多地受到大陆法国家民事行为理论的影响，要么直接从行政行为的瑕疵与治愈的理论中获取灵感，而对于中国刑事证据法中的“瑕疵证据”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至于大陆法国家的刑事诉讼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制度，尽管存在着“可补正的无效”等方面的制度，但与中国司法解释中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8]其实，要对“瑕疵证据”的性质作出准确的解释，需要对两个证据规定所列举的“瑕疵证据”进行全面的观察和类型化的分析，然后再进行理论上的提炼和总结。这种“先归纳后演绎”的研究思路，更有助于揭示“瑕疵证据”的分布规律和属性。
所谓“瑕疵证据”及其补正规则，主要被确立在《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之中。根据这一证据规定，法院在对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的审查判断过程中，对于那些在收集过程中存在轻微违反法律程序情形的，可以将其视为“瑕疵证据”，并适用可补正的排除规则。
通过对“瑕疵证据”的分布和具体情形的考察，可以对其作出基本的分类。总体上看，“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如笔录记录有错误、笔录遗漏了重要的内容、笔录缺乏相关人员的签名等。当然，对于那些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存在程序步骤、方式、时间、地点等方面违规的情况，《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也将其列入“程序瑕疵”之列。以下依次对这些“瑕疵证据”作出简要的分析。
（二）“瑕疵证据”的类型
1.证据笔录存在记录上的错误。侦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笔录存在着记录上的错误，这是刑事诉讼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比如，证人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这显示出询问笔录记载的时间不合情理，违背基本的经验法则。又如，被告人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这尽管对讯问笔录的内容没有直接的影响，却存在着讯问过程方面的记录错误。证据笔录在记录上存在的错误，显示出侦查人员所提供的证据笔录存在着形式上的缺陷。至于侦查人员是否实施了违法侦查行为，从证据笔录本身并无法得到验证。
2.证据笔录遗漏了重要内容。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由于疏忽大意或者对证据规则的轻视，经常发生没有完整地记载侦查过程的情形。这种形式上的程序违规尽管不一定意味着侦查人员违反了法律程序，却属于不容忽视的证据瑕疵。例如，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没有载明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物证、书证的复制品没有记载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的说明，等等。这种记载上的疏忽，使得法院无法判断物证、书证的真实来源，也无从查明物证、书证收集、提取过程的完整性，以致于无法对这两类证据的“保管链条”作出完整的证明。又如，侦查人员在询问证人过程中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等内容。这种记录上的缺失尽管属于形式上的程序违法，但也会令人怀疑询问过程的规范性。再如，侦查人员对被告人的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尽管这不一定说明侦查人员没有进行这种权利告知，而是存在着记录上的疏漏，但是，这毕竟属于侦查程序上的明显漏洞，有待侦查人员给出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明。再如，在组织辨认过程中，侦查人员没有对辨认过程和结果制作辨认笔录，或者辨认笔录“过于简单，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或者“案卷中只有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对象的照片、录像等资料”。这些在辨认笔录记载上存在的缺陷，不一定说明侦查人员的辨认存在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却足以令人质疑辨认程序的规范性，并对辨认结果的正确性产生合理的怀疑。
3.证据笔录缺少有关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在侦查过程中，无论是主持侦查的办案人员、物品持有人、被讯问人、被询问人，还是侦查过程的见证人，都要对有关证据笔录签名或者盖章，这是上述人员确认侦查过程规范性和侦查结果真实性的重要制度保证。一旦缺乏这些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证据笔录即属于“瑕疵证据”。例如，在收集物证、书证过程中，侦查人员制作的勘验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讯问被告人笔录上“讯问人没有签名”；勘验、检查笔录没有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名；辨认笔录没有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这些缺乏相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证据笔录，一方面属于证据笔录制作上的技术性失误，另一方面也足以令人怀疑侦查过程的合法性、规范性，甚至有关侦查过程是否发生过都可能引起人们的合理怀疑。
4.侦查活动存在“技术性手续上的违规”。除了在证据笔录的记载上存在瑕疵以外，《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所列举的“证据瑕疵”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侦查人员程度不同地存在轻微的程序违规情况，由于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并不严重，我们可以称其为“技术性程序上的违规”。例如，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侦查人员将证人传唤到看守所，或者安置在某一使证人丧失人身自由的场所，然后进行询问。这种在询问地点上的违规操作，容易导致证人丧失陈述的自愿性，甚至被迫作出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事实陈述。又如，勘验、检查过程没有见证人到场参与。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勘验、检查需要见证人参与的规定，[9]使得整个勘验、检查过程缺乏中立第三方的监督，其真实性和合法性难以得到保证。再如，在组织辨认过程中，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少于二人，侦查人员没有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等等。这些在辨认过程中的违规操作，既违背辨认本身的程序规范，又容易造成辨认人的错误辨认，甚至导致刑事误判现象的出现。
二、“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
根据前面的类型化分析，“瑕疵证据”大都属于侦查人员通过轻微违法的方式所获得的证据，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侦查人员要么存在笔录记载上的失误，要么在收集证据的时间、地点、步骤、方式上存在技术性违规。但是，对“瑕疵证据”的这种初步认识并不是十分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进一步地追问：究竟什么是“轻微的程序违法”?判断侦查人员违反法律程序是否严重的标准到底有哪些?特别是与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相比，“瑕疵证据”具有哪些显著的特征呢?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除了对非法言词证据适用强制性的排除规则以外，还对非法实物证据、非法辨认笔录、非法鉴定意见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该证据规定对于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辨认笔录等证据，分别列举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形态，并分别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和可补正的排除规则。这为观察“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别提供了难得的样本。[10]
（一）取证手段是否侵犯了重大的权益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言词证据分别列举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各种情形。其中，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以及通过暴力、威胁方法获取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视为典型的“非法证据”，并作为强制性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而那些在记录方面存在错误、遗漏等情况的讯问笔录和询问笔录，则被视为“瑕疵证据”。
只要略微深入地分析一下两类证据的情形，就可以发现规则背后的一个规律：所谓“非法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通过严重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手段所获取的，而“瑕疵证据”的形成过程，虽然通常会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违规情况，却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侵权现象。比如说，“刑讯逼供”属于严重践踏被告人的肉体、精神和尊严的行为，令被讯问者产生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侦查人员对“暴力”、“威胁”手段的运用，令被害人、证人产生恐惧和痛苦，并程度不同地剥夺了他们陈述的自愿性；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没有经过被告人、证人的核对确认，属于严重剥夺被告人、证人知情权的行为；讯问或询问过程中拒绝提供翻译的行为，使得被告人、证人无法准确了解侦查人员的问题，更无法获知笔录记载的真伪……这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侵权现象，侵权行为的发生恰恰构成“非法证据”得以认定的现实基础。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4号
《黑龙江省水文管理办法》业经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省人民政府第五十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二○一一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省 长 王宪魁
二○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黑龙江省水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文管理，规范水文工作，发挥水文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防灾减灾工作的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文站网规划与建设，水文监测与预报，水资源调查评价，水文监测资料汇交、保管与使用，水文监测设施与监测环境的保护以及其他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水文事业应当纳入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事业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
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行署）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安排相应的资金，支持和促进本行政区域水文事业的发展。
第四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文工作，其直属水文机构（以下简称水文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水文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五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流域水文事业发展规划以及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组织编制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应当依据国家水文技术标准编制，并服从流域、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是发展水文事业的依据，一经批准，应当严格执行。
第六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水文站网建设规划和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按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程序，组织实施全省水文站网的建设工作。省水文机构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水文情势变化，及时开展水文调查，适时提出优化、调整水文站网建设规划的建议，并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七条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分为国家重要水文测站和一般水文测站。国家重要水文测站和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应当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批准；其他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备案。
第八条 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覆盖的区域，确需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经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文机构批准。其中，因交通、航运、环境保护等需要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前，应当书面征求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文机构的意见。撤销专用水文测站，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专用水文测站报流域管理机构批准设立或者撤销的，应当同时报省水文机构备案。
第九条 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应当设立专用水文测站：（一）总库容在一千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二）总装机容量在五万千瓦以上的大中型水电站；（三）总库容在一百万立方米以上并且承担防汛任务的小型水库；（四）设计流量每秒四立方米以上的引水工程或者提水工程；（五）日取水量在三千立方米以上的水井工程。其他取用水设施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用水文测站或者监测设施。
第十条 申请设立专用水文测站，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设站技术规定，遵守国家水文观测技术标准；（二）具有开展水文监测活动所必需的场地和基础设施；（三）具有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文监测专用技术装备和计量器皿；（四）具有相应专业的技术人员。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专用水文测站，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专用水文测站建设审批申请书；（二）专用水文测站建设项目建议书；（三）申请单位从事水文水资源监测工作技术人员从业能力相关证明。
第十二条 符合国家基本水文测站条件的专用水文测站，应当纳入国家基本水文站网管理，其经费渠道不变，并根据测站级别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报批。
第十三条 专用水文测站和从事水文活动的其他单位，应当接受省水文机构的行业管理。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以及其他设立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单位，应当遵守水文管理规范，接受水文行业管理，并承担水文测报任务。专用水文测站和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建设竣工后，应当由省水文机构参与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设立单位应当将专用水文测站和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设立、运行管理费用纳入经费预算，并保证监测活动的正常开展。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水利工程需要配套建设或者更新改造水文测站的，应当将水文测站的建设或者更新改造经费纳入工程建设概算。
第三章 监测与预报
第十五条 从事水文监测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水文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保证监测质量。未经批准，不得中止水文监测或者改变监测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漏报、迟报、瞒报或者报送虚假水文监测数据。
第十六条 水文机构应当加强对江河湖库、渠道等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量、水质监测，为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提供及时、准确的监测资料。
第十七条 水文机构应当根据河道水工程运行管理的需要，加强对河道水工程防洪调度和水资源调控的监测。
第十八条 水文机构设立的承担地表水和地下水水位、雨量等观测任务的站点，可以委托单位或者个人承担相应的监测任务。受委托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委托事项和要求从事监测活动。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情、雨情、旱情等信息监测系统和洪水预警预报系统建设。承担水文信息采集和情报预报任务的水文测站，应当及时、准确地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实时水情信息以及水文情报预报。水文机构为编制水文情报预报需要使用其他部门和单位设立的水文信息采集站点的资料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无偿、及时提供。
第二十条 水文情报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经授权的水文机构发布。其中，重要洪水情报预报、灾害性洪水预报和旱情分析预报，由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发布。禁止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向社会发布水文情报预报。
第二十一条 新闻媒体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和防汛抗旱要求，及时播发、刊登水文情报预报，并标明发布时间和发布机构名称。
第四章 资料汇交与使用
第二十二条 水文监测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审定制度。从事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水量、水质监测以及其他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水文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对水文监测资料进行整编，并按照要求向有关水文机构汇交。重要地下水源地、超采区的地下水资源监测资料和重要引（退）水口、在江河和湖泊设置的排污口、重要断面的监测资料，由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向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文机构汇交。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取用水工程的取（退）水、蓄（泄）水监测资料，由工程管理单位向工程所在地水文机构汇交。
第二十三条 水文机构应当妥善储存和保管水文监测资料，并建立水文数据库。基本水文监测资料应当依法公开，并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公众获得水文信息提供便利。需要保密的，其适用范围与密级的确定、变更、解密和使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需要使用水文监测资料和成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二十八条以及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让、转借、出版水文机构提供的水文监测资料或者将其用于其他营利性活动。禁止伪造、篡改、损毁水文监测资料。
第二十五条 下列活动所依据的水文监测资料，应当由水文机构提供或者经省水文机构审查：（一）编制各类综合性规划、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二）编制水量分配方案、水量调度预案、水土保持方案、水文预报方案以及用水计划；（三）水资源调查评价、防洪影响评价和重大项目水资源论证；（四）重要的取水、排水和排污口的新建、改建、扩建；（五）处理水事纠纷和查处水事违法案件；（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活动。具体审查办法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章 设施与监测环境保护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擅自使用或者移动水文监测设施，不得干扰正常水文监测活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因水毁、雷击、山体滑坡等不可抗力遭受破坏的，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修复，确保其正常运行。因河岸坍塌、河道淤积、河势改变等，导致已建水文监测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的，水文设施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水文测验河段顺直清淤等整治措施，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二十七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及其设施。因重大工程建设确需迁移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立项前报请对该站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所需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的，水文机构应当采取应急措施，保证水文监测工作在迁移期间的正常开展。
第二十八条 国家依法保护水文监测环境。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划定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在边界设立地面标志，并向社会公布。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按照以下标准划定：（一）监测河段：水文监测断面上、下游各五百米到一千米，左、右岸历史最高洪水位范围；（二）监测设施：测验操作室、自记水位计台、水文码头、过河缆道的支架（柱）以及锚碇周边二十米；（三）水文观测场：水文观测场地周边三十米。水文观测场地周边三十米以外有障碍物的，障碍物与观测仪器的距离不得少于障碍物顶部与仪器口高度差的两倍。
第二十九条 禁止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一）种植林木和高秆作物，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停靠船只；（二）倾倒、堆放废弃物、物料；（三）取土、挖砂、采石、挖矿、淘金或者爆破；（四）在水文监测断面影响范围内取水、排污；（五）在水文监测断面、观测场地、过河设备的上空架设线路；（六）设置坝埂、捕鱼网具等阻水障碍物；（七）其他对水文监测有影响的活动。
第三十条 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建设单位在项目立项前，应当报请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工程建设项目设计中列入工程影响补救方案，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水文测站原有功能后方可建设，因此而增加的改建费、作业费和运行费等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水文测站所需用地，由对该水文测站有管理权限的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文测站用地标准合理确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报，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已有水文测站用地应当依法进行确权划界，办理土地使用证书。
第三十二条 在通航河道中或者桥上进行水文监测时，应当依法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船只、车辆应当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三条 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水文监测工作提供通信保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干扰或者破坏水文机构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和有线通信线路。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占、毁坏、擅自使用或者移动水文监测设施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转让、转借、出版水文机构提供的水文监测资料或者将其用于其他营利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五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本办法第二十九条所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水文监测，是指通过水文站网对江河、湖泊、渠道、水库的水位、流量、水质、水温、泥沙、冰情、水下地形和地下水资源，以及降水量、蒸发量、墒情、风暴潮等实施监测，并进行分析和计算的活动。水文监测设施，是指水文站房、水文缆道、测船、测船码头、监测场地、监测井（台）、水尺（桩）、监测标志、专用道路、仪器设备、水文通信设施以及附属设施等。国家基本水文测站，是指为公益目的统一规划设立的，对江河、湖泊、渠道、水库和流域基本水文要素进行长期连续观测的水文测站。专用水文测站，是指为特定目的设立的水文测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引 言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其他三个部门颁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两个证据规定”，分别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确立了三种证据排除规则：一是主要针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性排除”规则；二是适用于非法物证、书证的“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三是主要涉及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1]对于前两种排除规则的性质及相互间的关系，法学界在认识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而主要是对这些排除规则的实施效果表示出了忧虑。但对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很多研究者对其正当性提出了质疑。有些人士甚至担心这会导致证据排除规则受到消解、办案人员为补正瑕疵而弄虚作假。[2]尤其是对非法所得的物证、书证的证据能力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本来已经确立了“自由裁量权的排除”规则，却又给予办案人员进行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机会，对这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滥用，有学者也提出了批评。[3]
对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法学界提出的一些担忧甚或质疑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施一直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障碍。如今，仅仅依靠法律位阶并不高的两部司法解释，就要解决这一证据规则的有效实施问题，确实是不容乐观的。[4]况且，从两个证据规定施行以来的情况看，法院真正严格按照司法解释的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至今仍属凤毛麟角。[5]至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人们也有理由将其视为两个证据规定的起草者所作的重大妥协，最终可能变成“经过补正后的不排除规则”。
在笔者看来，两个证据规定对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确立，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现在中国刑事法律之中。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刑事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有关证据合法性问题的争议，一般都是作出排除或者不排除的裁决。非法证据一经法院排除于法庭之外，公诉方即不得再援引它作为起诉的证据，法院也不得将其作为定罪的依据。而法院一旦作出不予排除的裁决，该证据在英美法庭上就具有了可采性，在大陆法国家的法庭上则具有了证据能力。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裁判思维，刑事法庭对于非法证据的裁判没有第三种裁判思路。[6]
透过这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表象，一系列新的证据理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亟待研究者作出解释和分析。例如，究竟什么是“瑕疵证据”?它们与“非法证据”具有怎样的区别和界限?为什么要对“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确立不同的程序后果?又如，既然司法解释已经确立了“相对的排除规则”，为什么还要确立一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后者是不是前者的一种派生规则?再如，对于“瑕疵证据”，法院既然可以给予办案人员补正的机会，那么，这类证据得到补正、瑕疵得到治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法院假如确认某一瑕疵证据“得到补正”，其理由究竟是什么?
本文拟对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展开一种规范性实证分析，以两个证据规定作为分析的样本，对这一排除规则所涉及的上述问题作出一定的理论解释。
一、“瑕疵证据”的分布和类型
（一）对“瑕疵证据”的分析
迄今为止，中国主流证据法学理论将侦查人员违法获得的所有证据都视为“非法证据”，而不承认“瑕疵证据”的存在，对此展开的理论研究就更谈不上了。而一些司法实务界人士倾向于将侦查人员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都视为“程序瑕疵”，由此所获得的证据也被称为“瑕疵证据”。不过，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实际就是“非法证据”的另一种称谓。[7]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既没有采纳证据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没有接受部分实务界人士的看法，而是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作了区分，并对“瑕疵证据”作出了明确的列举。根据这两部刑事证据规定，法院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分别采取“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和“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而对于大量的“瑕疵证据”，则采取“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由此，“瑕疵证据”就具有“可以补正”或者“经治愈后可以采纳”的性质。当然，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所确立的原则，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法院在适用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的同时，也给予办案人员进行补正的机会。结果，“非法所得的实物证据”也具有了“可以补正”的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瑕疵证据”呢?“瑕疵证据”究竟有哪些基本属性?对于此问题，笔者不想沿袭过去的研究思路，即从纯粹思辨的角度为“瑕疵证据”下一个定义。因为这种带有“演绎推理”式的研究思路，要么过多地受到大陆法国家民事行为理论的影响，要么直接从行政行为的瑕疵与治愈的理论中获取灵感，而对于中国刑事证据法中的“瑕疵证据”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至于大陆法国家的刑事诉讼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制度，尽管存在着“可补正的无效”等方面的制度，但与中国司法解释中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8]其实，要对“瑕疵证据”的性质作出准确的解释，需要对两个证据规定所列举的“瑕疵证据”进行全面的观察和类型化的分析，然后再进行理论上的提炼和总结。这种“先归纳后演绎”的研究思路，更有助于揭示“瑕疵证据”的分布规律和属性。
所谓“瑕疵证据”及其补正规则，主要被确立在《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之中。根据这一证据规定，法院在对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的审查判断过程中，对于那些在收集过程中存在轻微违反法律程序情形的，可以将其视为“瑕疵证据”，并适用可补正的排除规则。
通过对“瑕疵证据”的分布和具体情形的考察，可以对其作出基本的分类。总体上看，“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如笔录记录有错误、笔录遗漏了重要的内容、笔录缺乏相关人员的签名等。当然，对于那些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存在程序步骤、方式、时间、地点等方面违规的情况，《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也将其列入“程序瑕疵”之列。以下依次对这些“瑕疵证据”作出简要的分析。
（二）“瑕疵证据”的类型
1.证据笔录存在记录上的错误。侦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笔录存在着记录上的错误，这是刑事诉讼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比如，证人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这显示出询问笔录记载的时间不合情理，违背基本的经验法则。又如，被告人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这尽管对讯问笔录的内容没有直接的影响，却存在着讯问过程方面的记录错误。证据笔录在记录上存在的错误，显示出侦查人员所提供的证据笔录存在着形式上的缺陷。至于侦查人员是否实施了违法侦查行为，从证据笔录本身并无法得到验证。
2.证据笔录遗漏了重要内容。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由于疏忽大意或者对证据规则的轻视，经常发生没有完整地记载侦查过程的情形。这种形式上的程序违规尽管不一定意味着侦查人员违反了法律程序，却属于不容忽视的证据瑕疵。例如，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没有载明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物证、书证的复制品没有记载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的说明，等等。这种记载上的疏忽，使得法院无法判断物证、书证的真实来源，也无从查明物证、书证收集、提取过程的完整性，以致于无法对这两类证据的“保管链条”作出完整的证明。又如，侦查人员在询问证人过程中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等内容。这种记录上的缺失尽管属于形式上的程序违法，但也会令人怀疑询问过程的规范性。再如，侦查人员对被告人的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尽管这不一定说明侦查人员没有进行这种权利告知，而是存在着记录上的疏漏，但是，这毕竟属于侦查程序上的明显漏洞，有待侦查人员给出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明。再如，在组织辨认过程中，侦查人员没有对辨认过程和结果制作辨认笔录，或者辨认笔录“过于简单，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或者“案卷中只有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对象的照片、录像等资料”。这些在辨认笔录记载上存在的缺陷，不一定说明侦查人员的辨认存在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却足以令人质疑辨认程序的规范性，并对辨认结果的正确性产生合理的怀疑。
3.证据笔录缺少有关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在侦查过程中，无论是主持侦查的办案人员、物品持有人、被讯问人、被询问人，还是侦查过程的见证人，都要对有关证据笔录签名或者盖章，这是上述人员确认侦查过程规范性和侦查结果真实性的重要制度保证。一旦缺乏这些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证据笔录即属于“瑕疵证据”。例如，在收集物证、书证过程中，侦查人员制作的勘验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讯问被告人笔录上“讯问人没有签名”；勘验、检查笔录没有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名；辨认笔录没有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这些缺乏相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证据笔录，一方面属于证据笔录制作上的技术性失误，另一方面也足以令人怀疑侦查过程的合法性、规范性，甚至有关侦查过程是否发生过都可能引起人们的合理怀疑。
4.侦查活动存在“技术性手续上的违规”。除了在证据笔录的记载上存在瑕疵以外，《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所列举的“证据瑕疵”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侦查人员程度不同地存在轻微的程序违规情况，由于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并不严重，我们可以称其为“技术性程序上的违规”。例如，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侦查人员将证人传唤到看守所，或者安置在某一使证人丧失人身自由的场所，然后进行询问。这种在询问地点上的违规操作，容易导致证人丧失陈述的自愿性，甚至被迫作出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事实陈述。又如，勘验、检查过程没有见证人到场参与。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勘验、检查需要见证人参与的规定，[9]使得整个勘验、检查过程缺乏中立第三方的监督，其真实性和合法性难以得到保证。再如，在组织辨认过程中，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少于二人，侦查人员没有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等等。这些在辨认过程中的违规操作，既违背辨认本身的程序规范，又容易造成辨认人的错误辨认，甚至导致刑事误判现象的出现。
二、“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
根据前面的类型化分析，“瑕疵证据”大都属于侦查人员通过轻微违法的方式所获得的证据，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侦查人员要么存在笔录记载上的失误，要么在收集证据的时间、地点、步骤、方式上存在技术性违规。但是，对“瑕疵证据”的这种初步认识并不是十分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进一步地追问：究竟什么是“轻微的程序违法”?判断侦查人员违反法律程序是否严重的标准到底有哪些?特别是与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相比，“瑕疵证据”具有哪些显著的特征呢?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除了对非法言词证据适用强制性的排除规则以外，还对非法实物证据、非法辨认笔录、非法鉴定意见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该证据规定对于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辨认笔录等证据，分别列举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形态，并分别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和可补正的排除规则。这为观察“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别提供了难得的样本。[10]
（一）取证手段是否侵犯了重大的权益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言词证据分别列举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各种情形。其中，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以及通过暴力、威胁方法获取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视为典型的“非法证据”，并作为强制性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而那些在记录方面存在错误、遗漏等情况的讯问笔录和询问笔录，则被视为“瑕疵证据”。
只要略微深入地分析一下两类证据的情形，就可以发现规则背后的一个规律：所谓“非法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通过严重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手段所获取的，而“瑕疵证据”的形成过程，虽然通常会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违规情况，却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侵权现象。比如说，“刑讯逼供”属于严重践踏被告人的肉体、精神和尊严的行为，令被讯问者产生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侦查人员对“暴力”、“威胁”手段的运用，令被害人、证人产生恐惧和痛苦，并程度不同地剥夺了他们陈述的自愿性；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没有经过被告人、证人的核对确认，属于严重剥夺被告人、证人知情权的行为；讯问或询问过程中拒绝提供翻译的行为，使得被告人、证人无法准确了解侦查人员的问题，更无法获知笔录记载的真伪……这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侵权现象，侵权行为的发生恰恰构成“非法证据”得以认定的现实基础。
黑龙江省水文管理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4号
《黑龙江省水文管理办法》业经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省人民政府第五十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二○一一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省 长 王宪魁
二○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黑龙江省水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文管理，规范水文工作，发挥水文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和防灾减灾工作的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文站网规划与建设，水文监测与预报，水资源调查评价，水文监测资料汇交、保管与使用，水文监测设施与监测环境的保护以及其他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水文事业应当纳入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事业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
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行署）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安排相应的资金，支持和促进本行政区域水文事业的发展。
第四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文工作，其直属水文机构（以下简称水文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水文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五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流域水文事业发展规划以及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组织编制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应当依据国家水文技术标准编制，并服从流域、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是发展水文事业的依据，一经批准，应当严格执行。
第六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水文站网建设规划和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按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程序，组织实施全省水文站网的建设工作。省水文机构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水文情势变化，及时开展水文调查，适时提出优化、调整水文站网建设规划的建议，并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七条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分为国家重要水文测站和一般水文测站。国家重要水文测站和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应当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批准；其他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备案。
第八条 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覆盖的区域，确需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经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文机构批准。其中，因交通、航运、环境保护等需要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前，应当书面征求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文机构的意见。撤销专用水文测站，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专用水文测站报流域管理机构批准设立或者撤销的，应当同时报省水文机构备案。
第九条 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应当设立专用水文测站：（一）总库容在一千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二）总装机容量在五万千瓦以上的大中型水电站；（三）总库容在一百万立方米以上并且承担防汛任务的小型水库；（四）设计流量每秒四立方米以上的引水工程或者提水工程；（五）日取水量在三千立方米以上的水井工程。其他取用水设施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用水文测站或者监测设施。
第十条 申请设立专用水文测站，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设站技术规定，遵守国家水文观测技术标准；（二）具有开展水文监测活动所必需的场地和基础设施；（三）具有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文监测专用技术装备和计量器皿；（四）具有相应专业的技术人员。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专用水文测站，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专用水文测站建设审批申请书；（二）专用水文测站建设项目建议书；（三）申请单位从事水文水资源监测工作技术人员从业能力相关证明。
第十二条 符合国家基本水文测站条件的专用水文测站，应当纳入国家基本水文站网管理，其经费渠道不变，并根据测站级别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报批。
第十三条 专用水文测站和从事水文活动的其他单位，应当接受省水文机构的行业管理。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以及其他设立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单位，应当遵守水文管理规范，接受水文行业管理，并承担水文测报任务。专用水文测站和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建设竣工后，应当由省水文机构参与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设立单位应当将专用水文测站和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设立、运行管理费用纳入经费预算，并保证监测活动的正常开展。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水利工程需要配套建设或者更新改造水文测站的，应当将水文测站的建设或者更新改造经费纳入工程建设概算。
第三章 监测与预报
第十五条 从事水文监测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水文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保证监测质量。未经批准，不得中止水文监测或者改变监测项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漏报、迟报、瞒报或者报送虚假水文监测数据。
第十六条 水文机构应当加强对江河湖库、渠道等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量、水质监测，为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提供及时、准确的监测资料。
第十七条 水文机构应当根据河道水工程运行管理的需要，加强对河道水工程防洪调度和水资源调控的监测。
第十八条 水文机构设立的承担地表水和地下水水位、雨量等观测任务的站点，可以委托单位或者个人承担相应的监测任务。受委托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委托事项和要求从事监测活动。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情、雨情、旱情等信息监测系统和洪水预警预报系统建设。承担水文信息采集和情报预报任务的水文测站，应当及时、准确地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实时水情信息以及水文情报预报。水文机构为编制水文情报预报需要使用其他部门和单位设立的水文信息采集站点的资料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无偿、及时提供。
第二十条 水文情报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经授权的水文机构发布。其中，重要洪水情报预报、灾害性洪水预报和旱情分析预报，由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发布。禁止任何其他单位和个人向社会发布水文情报预报。
第二十一条 新闻媒体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和防汛抗旱要求，及时播发、刊登水文情报预报，并标明发布时间和发布机构名称。
第四章 资料汇交与使用
第二十二条 水文监测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审定制度。从事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水量、水质监测以及其他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水文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对水文监测资料进行整编，并按照要求向有关水文机构汇交。重要地下水源地、超采区的地下水资源监测资料和重要引（退）水口、在江河和湖泊设置的排污口、重要断面的监测资料，由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向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文机构汇交。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取用水工程的取（退）水、蓄（泄）水监测资料，由工程管理单位向工程所在地水文机构汇交。
第二十三条 水文机构应当妥善储存和保管水文监测资料，并建立水文数据库。基本水文监测资料应当依法公开，并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公众获得水文信息提供便利。需要保密的，其适用范围与密级的确定、变更、解密和使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需要使用水文监测资料和成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二十八条以及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转让、转借、出版水文机构提供的水文监测资料或者将其用于其他营利性活动。禁止伪造、篡改、损毁水文监测资料。
第二十五条 下列活动所依据的水文监测资料，应当由水文机构提供或者经省水文机构审查：（一）编制各类综合性规划、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二）编制水量分配方案、水量调度预案、水土保持方案、水文预报方案以及用水计划；（三）水资源调查评价、防洪影响评价和重大项目水资源论证；（四）重要的取水、排水和排污口的新建、改建、扩建；（五）处理水事纠纷和查处水事违法案件；（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活动。具体审查办法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章 设施与监测环境保护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擅自使用或者移动水文监测设施，不得干扰正常水文监测活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因水毁、雷击、山体滑坡等不可抗力遭受破坏的，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修复，确保其正常运行。因河岸坍塌、河道淤积、河势改变等，导致已建水文监测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的，水文设施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水文测验河段顺直清淤等整治措施，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二十七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及其设施。因重大工程建设确需迁移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立项前报请对该站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所需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的，水文机构应当采取应急措施，保证水文监测工作在迁移期间的正常开展。
第二十八条 国家依法保护水文监测环境。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划定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在边界设立地面标志，并向社会公布。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按照以下标准划定：（一）监测河段：水文监测断面上、下游各五百米到一千米，左、右岸历史最高洪水位范围；（二）监测设施：测验操作室、自记水位计台、水文码头、过河缆道的支架（柱）以及锚碇周边二十米；（三）水文观测场：水文观测场地周边三十米。水文观测场地周边三十米以外有障碍物的，障碍物与观测仪器的距离不得少于障碍物顶部与仪器口高度差的两倍。
第二十九条 禁止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一）种植林木和高秆作物，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停靠船只；（二）倾倒、堆放废弃物、物料；（三）取土、挖砂、采石、挖矿、淘金或者爆破；（四）在水文监测断面影响范围内取水、排污；（五）在水文监测断面、观测场地、过河设备的上空架设线路；（六）设置坝埂、捕鱼网具等阻水障碍物；（七）其他对水文监测有影响的活动。
第三十条 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建设单位在项目立项前，应当报请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工程建设项目设计中列入工程影响补救方案，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水文测站原有功能后方可建设，因此而增加的改建费、作业费和运行费等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水文测站所需用地，由对该水文测站有管理权限的流域管理机构或者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文测站用地标准合理确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报，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已有水文测站用地应当依法进行确权划界，办理土地使用证书。
第三十二条 在通航河道中或者桥上进行水文监测时，应当依法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船只、车辆应当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三条 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水文监测工作提供通信保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干扰或者破坏水文机构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和有线通信线路。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侵占、毁坏、擅自使用或者移动水文监测设施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转让、转借、出版水文机构提供的水文监测资料或者将其用于其他营利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五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本办法第二十九条所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水文监测，是指通过水文站网对江河、湖泊、渠道、水库的水位、流量、水质、水温、泥沙、冰情、水下地形和地下水资源，以及降水量、蒸发量、墒情、风暴潮等实施监测，并进行分析和计算的活动。水文监测设施，是指水文站房、水文缆道、测船、测船码头、监测场地、监测井（台）、水尺（桩）、监测标志、专用道路、仪器设备、水文通信设施以及附属设施等。国家基本水文测站，是指为公益目的统一规划设立的，对江河、湖泊、渠道、水库和流域基本水文要素进行长期连续观测的水文测站。专用水文测站，是指为特定目的设立的水文测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