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公告[2011]8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公告[2011]8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1〕8号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证委发〔1997〕96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现就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参加2010年度年检事宜公告如下：
一、年检对象和检查期间
年检对象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包括：（1）通过2009年度年检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2）2011年4月30日前立案稽查已经结案，未被取消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正在立案稽查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不参加年检。
检查期间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
二、年检报送材料
（一）年度检查申请表（见附件1）。
（二）年度工作报告内容要求（见附件2）。
（三）年度审计报告（包括审计意见全文、经审计财务报表及附注等）。
（四）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三、年检标准
（一）检查期间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责令限期整改，期限为1个月：
1. 内部控制薄弱、人员和分支机构管理混乱。
2. 检查期间对应当报告或者备案的事项发生漏报、迟报，或者未按规定进行信息公示。
3. 未落实《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广播电视证券节目的通知》（证监发〔2006〕104号）和《关于切实加强广播电视证券节目管理的通知》（广发〔2010〕59号）等要求，参与的广播电视证券节目不规范，存在宣传过往荐股业绩、产品、参与机构和人员的能力，播出客户招揽内容，播出电话、传真、短信及网址等联络方式，对具体证券或者证券相关产品价格涨势或者市场走势做出确定性判断，未按要求履行报备程序等问题。
4. 人员管理不规范，聘请无执业资格人员或者其他机构执业人员，代表本机构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或者本机构执业人员代表未取得业务许可的机构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5. 以夸大、虚报荐股业绩等方式，进行不实、诱导性的广告及营销活动，或者传播其他虚假、片面和误导性的信息。
6. 未按照《会员制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履行报备程序，停止招收异地会员，提存风险准备金等。
7. 以虚假信息、市场传言或者内幕信息为依据，或者断章取义地引用、篡改有关信息、资料，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就同一问题向不同客户提供的投资分析或者建议不一致。
8. 在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或者其他传播媒体上向投资者发表投资咨询文章、报告或者意见时，未注明机构名称和执业人员真实姓名，未对投资风险作充分说明；在向投资者提供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传真件上，未注明机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
9. 向投资者或社会公众提供的投资咨询相关资料，自提供之日起未能保存2年；向媒体提供的投资咨询相关稿件，自提供之日起未能以书面形式保存3年。
10. 检查期间被证券监管部门通报批评、高管人员被正式谈话提醒（指正式发函通知并做监管谈话记录的）两次以上。
11. 检查期间受投诉、举报次数较多，经查属实，未能妥善处理。
12.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审慎监管原则认定的其他情形。
整改期间停止新增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也不得以其他方式变相新增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我会根据整改情况决定是否通过年检。
（二）检查期间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不予通过年检：
1. 不能持续符合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条件。
2. 拒不整改、未按期上报整改报告、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整改没有明显效果或者在整改期内继续违规开展新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3. 参与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者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等非法证券活动。
4. 检查期间对应当报告的事项拒不报送；或者多次对应当报告或备案的事项漏报、迟报，情节严重。
5. 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要求提交年检材料、履行年检义务，或者报送的文件、资料存在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
6. 信息公示内容存在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
7. 采取各种方式拒绝、阻碍、故意逃避证券监管部门依法进行现场检查、专项核查及日常监管。
8. 出资不实，经查属实。
9. 资不抵债，无法持续经营。
10. 内部管理混乱，出租、出借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书和执业人员资格证书，聘请无执业资格人员或者其他机构执业人员代表本机构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情节严重。
11. 检查期间受投诉、举报次数较多，经查属实，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公司未能妥善处理。
12. 违反《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存在代理委托人从事证券投资、与委托人约定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买卖本咨询机构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股票等情形。
13. 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刑事制裁。
14. 因违法违规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上，情节严重。
15.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审慎监管原则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年检工作要求
（一）参加年检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于2011年4月30日前将书面年检申报材料报送注册地证监局，将申报材料电子版录入机构监管综合信息系统。设有分支机构的参检机构，应当参照年检报送材料格式填写分支机构有关情况，于2011年4月30日前将分支机构情况同时报送注册地和分支机构所在地证监局。未按规定报送年检材料的机构，不得继续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二）年检报送材料中，要求法定代表人和填报人签字项必须为手写签名。
附件：1.证券投资咨询机构2010年度检查申请表
2.年度工作报告内容要求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
证监会公告[2011]8号附件1－申请表封面.doc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5/201103/P020110317596017189012.doc
证监会公告[2011]8号附件1-年检申请表.xls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5/201103/P020110317596017182805.xls
证监会公告[2011]8号附件2-年度工作报告内容要求.doc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5/201103/P020110317596017182848.doc
附件2：
年度工作报告内容要求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年度工作报告参考内容包括：
1. 公司基本情况、历史沿革。历史沿革主要包括公司成立时间、公司名称、注册地址、注册资本、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历次变更的情况。
2. 公司报告期发生的重大变更事项以及对公司的影响。重大变更事项包括公司名称、注册地址、注册资本、股东及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组织架构、新设或撤销分支机构、主要业务活动等。
3.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受同一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等）基本情况。
4. 公司组织结构、部门职能及分支机构基本情况，员工情况，报告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的人员变动情况。
5. 公司报告期各项业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证券投资顾问、财务顾问、证券资讯服务等）的经营概况、公司所处的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等情况。经营概况包括各项业务的类型、经营方式、成本投入、实现收入、服务团队等情况。
6. 公司基本财务状况及审计意见情况。
7. 公司报告期内合规经营情况。包括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客户投诉情况（逐单说明客户投诉的主要内容、处理方式和办结情况），公司及人员被监管部门、自律组织采取行政处罚、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情况。
8. 公司与每家关联方在人员、财务、业务、资金等方面的往来情况（逐项说明），公司与关联方往来的有关隔离制度及实施情况。
9. 公司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和《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实施后，对公司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类型选择及实施进展，面临的困难及应对措施。
10. 公司对行业发展的建议，以及下一年度工作规划。
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定的思考
刘秋苏? ?薛 雨???
（??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法院法官 江苏 丰县 221700）
（?苏州大学法学院2004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江苏 苏州 215006）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对行政不作为研究的重要意义。然后，分别从行政不作为的主体是否为行政机关、是否以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为前提、是否以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义务为条件、是否有合法与违法之分、是程序上不为还是实体上不为，这五个方面为切入点，来探讨行政不作为的理论界定。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定; 思考
一、研究行政不作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行政行为，可以说是整个行政法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对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将推动整个行政法学向前发展。
从学理上讲，行政行为同时包括了行政作为行为和行政不作为行为。理论界长期以来对行政作为比较重视，比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皆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然而，对行政不作为的研究却不够充分和细致。许多学者对行政行为进行分类时，多注重行政行为的抽象与具体之分、依职权与依申请之分等，这些分类的意义当然是不言自明。然而却很少谈起行政行为的作为与不作为之分，更无专门系统的介绍行政不作为的内涵。这表明了我国对行政行为理论体系研究的不全面性。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不作为的研讨，以完善行政行为的理论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不作为尤其是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由于其隐蔽性，更是经常出现，致使个人或公共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据报载，“去年轰动全国的重庆开县井喷事故中，有243人中毒死亡，数百人受伤住院；川化集团违规技改导致的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让中下游百万群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亿元以上，且沿江生态环境的恢复也十分困难；今年，震惊中央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致使大量婴儿身体发育出现畸形，甚至有婴儿死亡；四月底，山西临汾又传出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死亡人数达35人之多。”[1]这一幕幕让国人不寒而栗的悲剧的背后，有不法商人的利欲熏心、丧尽天良，但更有我们政府的相关环保、质检、工商、安检部门的行政不作为责任。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分清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也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司法审查权。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作为行为，其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或变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进行合法性与部分合理性审查后，可视具体情况，分别做出维持、撤销、变更或行政赔偿的判决；如果相对人对行政不作为提起诉讼，其诉讼请求则是要求被诉行政主体履行应尽的义务，或当其履行义务不能或无必要时要求确认其违法，与此相适应，法院经审查，可视情况分别做出限期履行判决、确认判决或行政赔偿判决。
总之，行政不作为，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不断地去探讨和研究.
二、行政不作为的内涵界定
究竟什么是行政不作为？即如何给行政不作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是我们研究行政不作为的一个前提。只有解决了这一步，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笔者试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对行政不作为的内涵加以界定。
（一）行政不作为的主体是否必须是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不立法、司法机关不审判，肯定不会构成行政不作为，因为他们不享有行政权。从这一意义上讲，行政机关的有关行政权的不作为，就一定构成行政不作为。但是，并非行政不作为一定是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因为实践中，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也在事实上行使着大量的行政权。例如，根据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权行使招收学生、对受教育者进行处分、颁发学位证书等行政权。这时理论界就引入了一个学理概念，即“行政主体”，它是指“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2]所以，那些虽然不是行政机关但是经过法律授予行政职权的组织，对这一职权所规定的积极作为义务的不作为，也同样构成行政不作为。因此，只要享有行政权就能作为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即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并非一定是行政机关，也可能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实践中，法院也在逐步受理授权组织被诉的行政案件。例如，不断有高校因不发给学生学位的问题，被推向法院行政审判的被告席。可见，行政不作为的主体不能简单地界定为行政机关，这样实际上就是缩小了行政诉讼中行政不作为的主体范围。而是应该恰当地界定为行政主体，它不仅包括行政机关，也包括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即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并非行政机关而是行政主体。
（二）行政不作为是否必须以相对人的合法申请为前提？
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在法定期间内不予答复或拖延不决，当然构成行政不作为。例如，刚刚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的第四十二条对行政许可的期限作了严格的规定，以提高行政效率来保护公民权利。这时某一个体户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个体工商许可证，若该机关在法定期间内迟迟不予答复或延期不决，该行政主体的行为就构成了行政不作为。这种情况下，相对人的合法申请是构成行政不作为的必然条件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行政行为除了由于相对人的申请而启动的行政行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之外，还有无须相对人申请而自动启动的行政行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例如，一旦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发生，有关公安机关就应依职权予以相应的处罚或其他处理，否则就构成不作为；环保部门对污染环境的企业，要主动而无须经相对人的申请去查处，否则也构成行政不作为。因此，把握行政不作为这一概念时，应当从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和依申请的行政不作为这两处着手，而不能偏废。否则，将使大量的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游离于法律控制之外。所以，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并非是构成行政不作为的必然前提。
（三）行政不作为是否以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义务为条件？
“从法理上讲，义务可以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积极义务指必须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也称作为义务；消极义务指抑制一定行为的义务，也称不作为义务。”[3]例如，工商行政部门在发现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流通时，就负有积极主动地去查处该商品的作为性义务；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享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有限政府的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擅自干涉其经营自主权，这就是行政机关负有的典型的不作为义务。针对“不得擅自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这一不作为义务，如果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则恰恰是“擅自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这一违法的作为性行政行为的做出。对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关于受案范围的第三款：“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表述，学术界也一致同意这是对一种作为性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的具体化。如果将这种违反法定的不作为义务的行政行为，定性为行政不作为，就会出现理论上对作为与不作为界定与区分的混乱。反之，如果将对不作为义务的履行看作一种行政不作为，也是不妥的。因为“对不作为义务的履行只是遵守禁令的一种客观事实，客观上表现为一种不作一定行为的非行为状态，而不能视为一种行为而存在。”[4]所以，行政不作为只能针对法定行政作为义务而存在，而并非仅仅简单地针对法定义务而存在。
（四）行政不作为有无合法与违法之分？
笔者从《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中看到《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研究》一文后，有此感触。该题目中的“行政不作为违法”中的“违法”若仅仅是强调行政不作为的违法性，仅仅起强调作用，即行政不作为均是违法的，倒也可以接受。这类似于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行政诉讼排除范围的第一条第四款中“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里的“不具有强制力”也只能理解为是强调行政指导不具有强制力，并非指行政指导可以分为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和没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因为行政指导本身的特征就是不具有强制力。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行政不作为有合法与违法之分。王连昌教授认为，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包括履行不作为义务和不履行应作为义务的行为。”[5]这一观点认为履行不作为义务也是行政不作为，并由此当然的推出行政不作为有合法（履行不作为义务）与违法（不履行作为义务）。然而，这一推理的前提条件，即“履行不作为义务是行政不作为”是不恰当的。因为，任何法律行为作为一种法律事实，都是能够引起具体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行为，即具有法律意义或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行为。只负有不作为义务的人不去为该行为，就不会形成特定主体之间具体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这种“对不作为义务的履行”不能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不具有法律意义，因而它并不是法律事实，也不能将其视为一种法律上的不作为行为。况且，法律规范也没有必要对其调整和规范。所以，行政不作为不包括“履行不作为义务”这种合法行为，而仅指“不履行作为义务”这一违法行为。所以，行政不作为表示一种当然的违法行为，而不存在合法与违法之分。
（五）行政不作为是程序上不为还是实体上不为？
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显著不同，在于行政程序与行政实体的并重。任何行政行为，也都是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完整统一。行政行为在实体上可能会表现出“为”与“不为”，比如，予以行政处罚或不予以行政处罚；在程序上也可能表现出“为”与“不为”，例如，对相对人提出颁发许可证的申请做出了明确的答复行为（实体上包括准予许可和不准予许可两种情形），这就是程序上的“为”；对相对人的申请不予理睬，或虽已受理但不予审查，或虽已受理审查但却拖延不做出决定，这些都是程序上的“不为”。可见，如果行政行为在程序上“不为”，那么实体上肯定也是“不为”；如果行政行为在程序上“为”，那么它反映在实体内容上则可能是“为”也可能是“不为”。譬如，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申请审查后，认为相对人符合相关条件，而做出颁发许可证的行为，这就是一种程序上“为”和实体上“为”；反之，认为相对人不符合相关条件，而做出不予颁发许可证的行为，这则是一种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为。
这样，就出现了程序上“不为”实体上也“不为”、程序上“为”实体上也“为”、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这样三种不同的行政行为状态。目前，学界对前两种行政行为的认识已基本趋同，即认为第一种行为是行政不作为行为，第二种行为是行政作为行为。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三种，即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政行为到底是行政不作为行为还是行政作为行为。笔者认为应将其界定为行政作为行为，因为：
其一：“作为表现出做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不作为表现出不做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6] 程序上的“为”就表现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属于作为范畴；至于实体上的“不为”，虽然在实体上没有作为，但是，它在程序上却向相对人发出了一个信息，即行政主体拒绝了你的申请，而且这一行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即申请人不得享有所申请内容的实体权利。
其二：我们也可以引用数学中反证法的思想来论证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行为的行政作为的性质。首先，假设这种行为是一种行政不作为，如果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主体的这一行政行为，而将其诉诸法院，法院若也将该行为视为行政不作为，则会依法判决行政主体“限期履行”。然而，行政主体再一次对相对人的申请依法审查后，仍依法做出拒绝相对人申请的行为。如果相对人又不服，而再一次启动诉讼程序后，又会回到行政主体依法做出拒绝相对人申请行为的结局。究竟造成这一诉讼怪圈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将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政作为行为，错误的假设为“行政不作为”这一前提。走出这一“怪圈”的途径只有将上述行政行为看作行政作为行为。
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分析，程序上“为”而实体上“不为”的行政行为都应界定为行政作为性行为，只不过，这种行为是一种否定性的行政作为性行为。也基于此，行政不作为只能界定为程序上的“不为”。
结论：
总之，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行政不作为的内涵：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负有某种法定的行政作为义务，并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违法行为。
注释：
[1] 参见《政坛掀起‘官员问责风暴’》[N]，载《扬子晚报》，2004年5月2日A11 版。
[2] 参见 杨海坤、章志远著：《行政法学基本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3] 参见 周永坤著：《法理学——全球视野》[M],2000年5月第一版，法律出版社，第244页。
[4] 参见 周佑勇：《行政不作为要件的展开》 [J],载《中国法学》，2002年卷，第163页。
[5] 参见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6] 参见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1993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52页。
Thought of theoretical boundary about administrative omission
XUE-Yu , LIU Qiu-su
( Judge of Fengxian People’s Court, Xuzhou, Jiangsu Province, 221700 )
(Master graduate major in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215006)
